自從大阪那場針對特工小組的反殺行動過去兩天後，媒體上依然沒有任何相關報道，靜得令人不安。靚坤心裡清楚，這絕不是事情沒有發生，而是日本政府動用了力量，將訊息徹底封鎖了下去。他推測，對方此刻必然在暗中全力排查可疑人員，試圖找出蛛絲馬跡。
他的判斷沒有錯——整個日本警視廳與特工組織，其實早已陷入一片無聲的恐慌。
在原本嚴密佈控的區域裡，一整支特工小隊竟在極短時間內被全數殲滅，連一條求救訊號都沒能發出。這說明襲擊來得太快、太突然，他們甚至來不及反應就已被解決。更令人心驚的是，對方在完成清理後，竟還能組織人手，將整座倉庫搬得一乾二淨，連一張紙片都沒留下。
“現場沒有大型車輛進出痕跡，這麼多集裝箱，到底是怎麼運出去的？”一名老刑警站在空蕩蕩的倉庫中央，低聲自語，“就算這片區域沒有監控，可出口道路上是有的——但我們甚麼也沒發現。”
訊息傳回警視廳高層，震動迅速蔓延。一支由刑偵專家、情報分析師與特種部隊指揮官組成的專案組火速成立。他們首先來到特工小組遇襲的現場，試圖還原那場短暫而致命的交鋒——多數人死於近身冷兵器，少數死於自己的配槍，手法專業、節奏極快，幾乎是一場單方面的清除。
接著他們回到倉庫區，試圖找出集裝箱消失的答案。沒有拖車痕跡，沒有吊裝裝置留下的印記，一切就像憑空蒸發。
“我們的特工就像待宰的雞一樣被處理掉，對方行動極為迅速，否則我們的人不可能連發出訊號的時間都沒有。”專案組組長、警視廳特殊案件負責人佐久間信一郎在內部會議上語氣沉重，“而倉庫裡的貨物是怎麼消失的？到現在仍是一個謎。”
他們不得不轉換思路，從動機與國際關係入手。蘇聯——這批軍火的原定接收方——成為首要懷疑物件。情報部門調取了所有與蘇聯往來密切的個人與企業檔案，並開始篩查近三個月入境日本的外籍人員。
資料庫晝夜不停地運轉，人員軌跡被反覆比對。幾天後，一個名字在系統中被反覆標紅：李乾坤，香港洪興社團的一個頭目。
“他在日本的女友是知名歌手中森明菜，目前人在東京，但沒有證據顯示他去過大阪。”一名情報員彙報道。
“他昨天剛借了山口組少當家山口壽田的遊艇，說是出海海釣。”另一人補充。
專案組調出靚坤的檔案：與蘇聯政府關係密切，曾在澳門與山口組發生衝突，對方多名好手在那次事件中離奇死亡。他有動機，也有能力——但依然，沒有任何直接證據。
“如果我們現在請他回來協助調查，等於打草驚蛇。”佐久間最終決定，“他是外籍人士，沒有證據就動他，會影響我們在國際上的形象。目前他在東京有正當商業活動，也是來探望女友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秘密監控。”
於是，當第二天清晨靚坤送中森明菜去公司後獨自返家時，他敏銳的感知立即捕捉到了身後的“尾巴”。
他從銀座拐進晴海通，在等紅綠燈時從後視鏡裡瞥見那輛始終保持三輛車距的黑色豐田。他故意繞進小巷，在便利店門口停車買菸，那輛豐田也隨之在不遠處的街角停下。
“他媽的，”靚坤在心裡冷笑，“日本鬼子情報組織還真有點能耐，這麼快就懷疑到我頭上來了。”
知道被監視後，他反而不急著走了。原本日本的事情已辦得差不多，可以返回香港，但現在他忽然有了興致——他想跟日本特工組織玩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看看他們究竟能拿出甚麼手段。
接下來的幾天，靚坤一切如常。他陪中森明菜錄音，與何超瓊檢視地產專案，和山口壽田打高爾夫。他表現得就像一個純粹的商人，從容地穿行在東京的繁華之間。
而警方的監視卻愈發陷入僵局。他們看著靚坤每日出入高階場所，談笑風生，監聽裝置裡傳來的也只是尋常的商業對話與情侶私語。
“我們是不是找錯人了？”連續多日一無所獲後，一名年輕警員忍不住問。
佐久間沒有回答。他盯著螢幕上靚坤那張總是帶著若有若無笑意的臉，總覺得那笑容背後，藏著某種無聲的嘲弄。
一週後，靚坤覺得遊戲該結束了。他不再有興趣繼續周旋，決定返回香港。
當晚，在別墅裡，他與中森明菜共進晚餐。飯後兩人坐在客廳，靚坤告訴她，自己明天就回香港。
“怎麼啦？秋堤姐這麼快就催你回去呀？”中森明菜依偎在他懷中，抬眼看他，語氣輕快。
“你秋堤姐沒那麼小氣，她還說，等你工作不忙了，請你去香港住一段時間。”他笑著捏捏她的臉，“是香港那邊有些生意和社團事務，得我回去處理。”
“親愛的……好捨不得你呀。有你在日本的這些天，我感覺自己都年輕了好幾歲。”中森明菜伸了個懶腰，語氣軟糯。
離別的氣氛在沉默中蔓延，漸漸化作某種蠢蠢欲動的溫度。靚坤一把將她抱起，徑直走向浴室。那是一個瘋狂的夜晚，中森明菜使盡渾身解數，卻終究沒能制服龍精虎猛的他。最後她沉沉睡去，靚坤看著她安靜的睡顏，心中一片滿足，也抱著她緩緩入睡。
第二天，他訂好下午兩點返回香港的機票。送中森明菜去公司的路上，他分別致電山口壽田與佐藤一郎，以社團事務為由告辭。何超瓊那邊，他親自去了一趟公司，交代接下來的投資方向。
“你真的覺得我們應該放緩拿地？”何超瓊翻著他留下的計劃書，眉頭微蹙。
“聽我的，”靚坤沒有多解釋，“時機到了，我會告訴你。”
而在他準備離境的同一時間，警視廳內部正就是否對他採取限制出境措施展開激烈爭論。
“不能放他走！”佐久間在會議上堅持，“一旦他離開，我們特工小組的犧牲就徹底失去了價值！”
“但我們沒有證據，這件事牽連太廣，一個處理不好，整個日本政府都會陷入被動。”一位高層反駁，“僅憑懷疑就限制一名有影響力的外籍商人出境，會引發外交糾紛。”
“他借山口壽田的遊艇出海，我們查過了嗎？有沒有找到任何線索？”另一名情報官員問。
“查過了，除了他與蘇聯人有生意往來，我們找不到任何證據指向他涉案。”負責的探員搖頭，“遊艇上乾乾淨淨，連一顆不尋常的螺絲都沒有。”
爭論持續了整個上午。最終，在缺乏實質證據且顧及國際影響的考量下，警視廳決定暫不採取行動。
“繼續監視，直到他登機。”佐久間只能無奈下令。
時間已經到了下午，當成田機場響起航班登機通知時，靚坤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他透過海關，透過安檢，在走入登機橋前，腳步一頓，回頭望了一眼。
遠處，兩名西裝男子正緊緊注視著他。
靚坤朝他們微微一笑，抬手做了一個再見的手勢，隨即轉身步入機艙。
當飛機衝上雲霄，佐久間收到了手下的訊息：“目標已離境。”
他放下電話，走到窗邊，望著天空中那道漸漸消散的白色軌跡。直覺告訴他，這件事一定是靚坤做的——可他甚麼也證明不了。
他只能眼睜睜看著那個男人瀟灑地離開日本，而這起案子，也因缺乏線索與政治上的敏感性，被迫中斷調查。再查下去，若讓歐美國家得知日本企業曾將高階禁運裝置賣向蘇聯，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