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洪行演練完，他立即立正，然後向在場的所有人敬禮，然後說:“獻醜了！”
在場的所有人都紛紛鼓掌，表示對洪行刀法的驚歎和誇讚。
李振華面帶微笑的看著洪行，說:“洪副師長，我有意任命你為本次培訓班的教官，把你的刀法傳授給其他弟兄，不知道你可願意啊！”
洪行聽到李振華的話，激動的說:“承蒙總座看得起我，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請總座放心，卑職一定竭盡全能，毫不保留的把洪家刀法傳授給所有的弟兄！”
李振華滿意的點了點頭，然後看向鄭洞國，說:“桂庭兄，那你待會安排人到城裡找鐵鋪和鐵匠，打造出一千柄大刀，再抽出一千名士兵，交由洪副師長訓練！”
鄭洞國立刻回答:“是，總座，卑職一定安排到位！”
果然，正如李振華說的，沒多久，最高統帥就讓總務處把調配給51集團軍的蘇式裝備送過來。
幾十輛卡車，整齊劃一的排列在一個大操場上，。
一名中校軍官向李振華敬禮，彙報說:“報告李長官，總務處運輸隊第二大隊大隊長吳榮奉命將所有武器裝備押運到貴部，請你確認！”說完拿出物資單交給李振華。
李振華回禮，接過物資單，大致看了一眼，然後交給鄭洞國，說:“桂庭兄，讓軍需處清點吧！另外，清點物資也需要時間，先安排運輸隊的弟兄們休息一下！”
“是！”鄭洞國接過清單，交給了新一軍軍需處長。然後又讓運輸隊的人到軍營裡吃飯，休息。
除了運輸隊，一起過來的還有兩個坦克營的坦克兵。
三名少校同時走都到李振華面前，向李振華敬禮，“報告總座，我等奉統帥部之命，加入第51集團軍作戰序列，從現在起，我們就是你的部下！願聽從你的指揮！”
李振華回禮，然後說:“歡迎各位兄弟加入我51集團軍。”
統帥部還給51集團軍調撥了30輛蘇式T26坦克，但是因為坦克是走水路運輸的，現在交貨地點放在了101軍軍部所在的岳陽，由王元奎先行代收，再由新九師，預2師，新三十三師自己派人去領。
而三名營長，和一部分坦克兵和運輸隊到張家界向李振華報到，等李振華進行人員分配，再去所屬部隊報到。
軍需處十幾個人很快就清點完畢，確認無誤，李振華在清單表上簽名，然後吳榮隊長就帶著總務處的人離開了。
運輸隊離開後，李振華轉過身對張國華說:“參謀長，你給103軍軍長張軫打個電話，讓他通知新九師安排人過來領取武器裝備以及帶著坦克營的弟兄們去新九師師部報到！”
“是！”
新九師，預2師，新三十三師的武器裝備很快也分發下去了。
自此，第51集團軍麾下12個步兵師，新一師，新二師，新三師，新四師，新五師，新六師，新七師，新八師以及榮譽一師為全編德械師。
新九師，預2師，和新三十三師則是德式裝備佔大部，蘇式裝備少部分，而迫擊炮，步兵炮，山炮，野戰炮比較雜，有德式，日式和華式。而各級警衛部隊，工兵部隊，輜重部隊等，是德式裝備和華式裝備混合使用。
兩個月的時間，新一軍麾下的預2師和新三十三師軍官培訓班完成，至於部隊的訓練，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完全可以由自己部隊上的軍官加強訓練。
4月初，李振華一行人離開新一軍，因為103軍只有新九師一支部隊需要開培訓班，所以李振華等人直接就前往新九師駐地。
而此時，一場新的戰鬥正在悄然而至。日軍進攻湖南被第51集團軍擋住，見向南進攻無望，日軍方面把目標盯上了湖北的另一個重鎮-宜昌，企圖佔領宜昌後便可以直接威脅作為臨時首都的重慶。
武漢會戰後，日軍成功進佔武漢，但此時日軍已處於過度延伸狀態，其多數常備與A級後備師團，均已投入前線，猶未能摧毀我軍主力，且雖然精華區業已損失大半，重慶當局仍不準備接受日本的和談條件，日本發現他們陷入了他們一直想避免的持久戰深淵。
日軍此時的選擇是停下來，一面鞏固佔領區，一面採取區域性攻勢，以施加壓力於國民政府，冀望國民政府同意和談。這種策略基本上只是重彈南京攻陷後的老調，可情況對日軍卻更惡劣，佔領區大了至少一倍，日軍既缺乏實力全面控制佔領區，又缺乏足夠的預備隊。如果說在一九三七年底日軍採用這種策略是明智的話，一年後再重啟此一想法就是愚蠢之至。
從1938年底日軍大本營便開始進行兵力重整，即以大量新編成的獨立旅團與B級後備師團開入中國，同原本投入戰場的常備師團及A級後備（特設）師團進行換防。換防出來的部隊，或開回國內解除動員，或轉調關東軍對抗俄國的威脅。至1940年初，日軍在華（除東北）共部署達24個師團21個獨立混成旅團與兩個騎兵旅團，地面部隊總數將近80萬人。
這兵力數字非常龐大，駐軍開銷也令日本政府頗感壓力，可是佔領區太過廣大，以致日軍雖將駐軍化整為零，駐防於大量的班、排級據點，以求控制佔領區。甚至於一個師團只能保持一個大隊的機動兵力，可對佔領區的控制成效仍舊不怎麼樣。國、共雙方的敵後遊擊軍不但活得好好的，還有心情互相。
除了力求控制佔領區以外，日軍還希望以區域性攻勢消耗中方實力，由於中央嫡系精銳多部署於西南充當預備隊，或是佈置於武漢四周俟機反攻武漢。因此，日軍決定將區域性攻勢的重心放在對我第五、第九戰區的防區，以逐次打擊中央嫡系單位為第一要務。於是，當各軍都在忙著調防，且多以旅團取代師團的情況下，佔領武漢的第11軍仍控制了7個師團又3個旅團的龐大兵力，負起連續進行區域性攻勢的任務。1939年一年中，第11軍先攻奪南昌，再先後對湖北第五戰區及湖南第九戰區發動大規模攻勢。我方分別稱為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然而上述攻勢除攻佔南昌外，對我軍的打擊都不嚴重。
更惡劣的問題出現在日本本土的經濟年初，日本才剛透過了一個以美、俄為假想敵的海、陸軍整建計劃，總額達24億日元，可才開始執行。中日戰爭爆發，戰費消耗龐大，同時擴軍仍得進行，因此，日本央行的黃金準備急速消耗，至1938年底，日本央行手上的黃金庫存（價值僅十三億五千萬元）已消耗三分之二以上，即使如此，當年為了進行武漢會戰，日本陸軍仍必須延緩整建計劃的執行，才能挪出足夠的預算應付戰費。
在武漢會戰後，日本陸軍的整建計劃又做了修改，從最初版本的戰時40個師團到1938年初的55個師團，到1938年底，則是目標1942年之前完成戰時65個師團與陸軍航空隊164箇中隊的整備工作。為了生產並儲備足夠的裝備、彈藥、整建計劃所需的經費自是節節高升，僅1939年的擴軍預算便需18億日元，日本的財政已經到了臨界點。
事實上，日本也積極的想從中國脫身，可其和談條件超出國民政府的底線甚遠，想在此一方面達成突破的機率並不高；另一方面，日本雖在華北與華中試圖扶植附庸政府，以華制華,以幫助日軍削弱重慶國民政府的影響力，但由於效果都不怎麼樣，即使1939年扶植建立了汪精衛政權。
第11軍整個1939年的戰果差強人意，且整體上日軍兵力不敷分配，就算是第11軍各師團也負有佔領任務，要發動攻勢就得大幅抽調守備兵力，在無兵接防的前提下，攻勢自是不可能持續，換言之，要以大攻勢削弱我軍，日本人就得大幅增兵，否則能打的就是區域性（且不深入的）攻勢而已。
接替岡村寧次成為日軍第11軍的園部和一郎中將也體認到這一點，他在1939年12月提出的報告中便認定了外交或小攻勢是不可能有用的，必須大幅增兵採取大攻勢，可此時日本陸軍正忙著省錢去擴軍，根本無法增兵前線。事實上，自武漢會戰後日軍的守備化，就是為了省錢以支撐建軍計劃，在華日軍地面部隊自武漢會戰後的高峰約85萬人，至此時已減少約5萬人之多。常備師團或A級後備師團（四聯隊）滿編約兩萬兩千人，新調入的守備師團（三聯隊）僅約一萬五千人，而一個獨立混成旅團則僅約6千人。岡村的想法雖然正確，上頭自是不可能接受，而且，還在考慮進一步裁減在華日軍到40萬的地步。
不過年12月，中國方面所發動的冬季攻勢和對南寧崑崙關的反攻，給予日軍極大打擊，這些攻勢讓日軍高層發現1939年的戰鬥根本沒傷到中方多少，於是終於勉強同意在華日軍兵力不宜過度縮減，且同意增援兩個常備師團，以便於1940年對中國發動較大規模的攻勢，最終的在華兵力目標為至1940年底縮減至74萬人即可。1940年春，日本第11軍開始籌備針對第五戰區的大攻勢，此一計劃獲得日本大本營及中國派遣軍的全力支援。
第11軍於1940年2月25日製定了《會戰指導方策》。其作戰目的是：“擬在雨季到來之前，在漢水兩岸地區將敵第五戰區的主力擊敗，透過作戰的勝利，進一步削弱蔣軍，併為推動對華政治、謀略的進展作出貢獻。”其會戰指導方針是：“在最短期間內作好準備，大概在5月上旬開始攻勢。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漢水左岸之敵，接著在宜昌附近，徹底消滅該河右岸之敵核心部隊。”4月7日，第11軍又據此制定更為具體的作戰計劃大綱。
4月10日，日大本營以“大陸命”第426號命令批准“華夏派遣軍”總司令官為完成目前任務，可在5、6月間在華中、華南方面實施一次超越既定作戰地區的作戰。
日軍大本營認為，中國第五戰區包圍著武漢的部隊約有50個師，其主力部署於鄂西北的漢水（其上游亦稱襄河）兩岸地區，進攻宜昌，可給第五戰區以沉重打擊。而且，宜昌又是進入四川的門戶，距中國戰時軍事、政治領導中樞重慶只有480公里，具有極重要的戰略地位，攻克宜昌，可給重慶及西南大後方以巨大威脅，有利於推進政治謀略。但攻克宜昌後是否保持對宜昌的長期佔領，事先未作出決定。
為求達成上述任務，第11軍決心將其所屬7個師團、4個旅團88個大隊儘量呼叫。7個師團、4個旅團分別為第3、第46、第40、第33、第34、第13、第39師團，第14旅團、第18旅團、臨時混成第101旅團及野戰重炮兵第6旅團。其中4個師團和1個旅團在江南，3個師團和2個旅團及炮兵旅團在江北。各以小部兵力留置現地擔任守備，儘可能多抽出主力投入進攻作戰。
“華夏派遣軍”也從長江下游第13軍所屬的第15、第22師團各抽調1個支隊共7個大隊配屬給第11軍。此外，還有第3飛行團、海軍“中國方面艦隊”第1遣華艦隊及第2聯合航空隊協同作戰。參戰兵力48個大隊近11萬人。這樣，棗宜會戰就成了武漢會戰以來日軍在正面戰場所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