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蟬鳴格外響亮，彷彿在為一場即將到來的變革鼓譟。教育部的會議室裡，周凱的聲音打破了沉悶：“同志們，現在不是討論要不要擴招，而是必須擴招！”
他面前的報表上，密密麻麻列著各行業的人才缺口：半導體行業缺3萬名工程師，造船業缺5千名設計師，連剛起步的軟體開發領域，都喊著“招不到懂組合語言的畢業生”。
“日本的技術圖紙堆成了山，專利買斷了一籮筐，可沒人能吃透！”周凱敲著桌子，語氣急切，“一個半導體光刻專利，光說明書就有500頁，裡面的物理公式、化學配比，不是中專生能啃下來的。我們需要大學生，需要大量懂技術、會創新的大學生！”
此前，他已經三次在不同會議上提出“大學生擴招”。反對的聲音不少：“教育資源有限，擴招會拉低質量”“崗位就這麼多，畢業生多了會失業”。但周凱據理力爭：“十年後，這些學生就是撐起中國技術的脊樑。現在不培養，等技術紅利來了，我們只能看著機會溜走！”
最終，會議透過了擴招方案——從1988年起，全國高校招生人數每年遞增15%，重點向理工科傾斜，同時擴大研究生培養規模。訊息傳到清華、哈工大等高校，校園裡一片沸騰，學生們說：“周主任這是給我們搭了座通天橋啊！”
而此時的日本，正站在泡沫破裂的懸崖邊。
1989年，東京的房價已經漲到“賣掉皇宮能買下整個美國”的荒誕地步，銀行把貸款塞給剛畢業的學生去炒房，連寺廟的和尚都在討論“哪塊地皮升值快”。日本政府終於意識到危險，開始了痛苦的“自救”——一年之內連續5次加息，基準利率從2.5%飆升至6%，同時出臺《土地基本法》，嚴禁土地投機。
“6%的利率？”周凱看著從日本傳來的訊息，冷笑一聲，“他們這是自己往腿上砍刀。”
在他穿越前的記憶裡，日本利率長期維持在零甚至負數，而1989年的激進加息，無異於給瘋狂的房地產市場潑冰水。他立刻召集外貿部、科技部的人開會：“日本加息，意味著企業融資成本飆升，那些靠貸款炒房的企業會先死一批。他們現在最缺的是現金，肯定會賤賣技術和專利——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有多少買多少，尤其是半導體、航空、精密儀器領域的核心專利！”
會議室裡的人都明白，這是“抄底”的最後視窗。外貿部的談判團隊連夜飛往東京，面對急著套現的日本企業，把專利買斷價壓到了原價的三成，還附加了“技術人員培訓”的條款。
“周主任，三菱的航空發動機葉片專利，他們願意賣了！”談判代表在電話裡聲音發顫，“對方說，只要現金，現在就籤合同。”
“籤！”周凱毫不猶豫，“告訴他們，錢不是問題，但必須把所有實驗資料、失敗案例都交出來。”
就在全力“收割”日本技術的同時，周凱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鄰居——蘇聯。
“我們要和蘇聯的軍方、科研機構搞好關係，特別是那些手裡有技術、有許可權但缺錢的人。”他在一次小範圍會議上說，語氣凝重。
“蘇聯？他們不是和我們關係緊張嗎？”有人不解，“而且他們的技術，未必比西方先進。”
“這不是關係問題，是機遇問題。”周凱拿出一份情報，上面是蘇聯經濟的糟糕資料——石油價格暴跌導致外匯枯竭，軍費開支壓垮了財政，民間物資匱乏。“你們聽說過‘鯨落’嗎？一頭鯨魚死亡後，它的屍體能滋養海洋萬物幾十年。蘇聯這艘巨輪如果沉沒，它的技術、人才、資源，就是我們能撿到的‘養分’。”
“胡說八道！”一位經歷過冷戰的老領導拍案而起，“蘇聯是超級大國，怎麼可能說倒就倒？你這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我不是盼著誰倒，是看清了趨勢。”周凱平靜地說，“蘇共的一黨執政已經鬆動，經濟改革失敗，民族矛盾激化，頹勢已經擋不住了。我們不做趁火打劫的事，但必須提前準備——等他們的專家、技術流出來時，我們要有能力接得住。”
爭論持續了很久，最終中央同意了他的“觀察計劃”：由外貿部牽頭，以“民間貿易”的名義與蘇聯軍方、科研單位接觸，不涉及敏感領域，只做資訊收集和關係鋪墊。
1989年的冬天，蘇聯的寒風比往年更冷。中國駐莫斯科的貿易代表處裡，工作人員第一次接到了蘇聯某軍工研究所的電話，對方用生硬的中文問：“你們……收不收二手的航空發動機圖紙？可以便宜。”
訊息傳到南方，周凱正在檢視大學生擴招的錄取名單。他看著那些年輕的名字，又望向北方的方向，輕輕嘆了口氣。
日本的泡沫即將破裂，蘇聯的巨輪正在下沉，而中國，一邊在瘋狂吸收技術養分，一邊在培養未來的人才。這一年，既是危機四伏的“最後一年”，也是埋下希望的關鍵一年。
窗外的榕樹落下最後一片葉子，周凱知道，暴風雨就要來了。但他已經準備好了傘——那些買斷的專利，那些擴招的學生，那些提前埋下的伏筆，終將在風雨過後，支撐起一個更強大的中國。
而他要做的，就是站在潮頭，穩穩地掌好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