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國璋更注重保全和擴大自身的實際利益。
他坐鎮南京，控制著富庶的長江下游地區。
他擁有比段祺瑞更為穩固的地盤，和更獨立的經濟來源，具備了“待價而沽”的雄厚本錢。
因此，他的策略核心是“拖延”與“多頭下注”。
他絕不輕易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也絕不輕易亮出底牌。
對於袁世凱的密令，馮國璋沒有明確拒絕與東北軍接觸，但他故意將接觸的過程拖長、程式搞複雜。
他一開始派出的人員級別不高，授權有限，讓其需要反覆請示彙報，讓談判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
與此同時，他展開了精彩的多線操作。
他向京師的袁世凱繼續表示忠心，電報中言辭懇切，“一切聽候大總統安排，以大局為重”，扮演著“顧全舊誼”的角色。
他又向瀋陽的東北軍暗送秋波，傳遞“久仰楊將軍英名，願為和平一統、共商國是效力”的友好訊號，留下合作空間。
他還不忘與段祺瑞保持溝通，互通聲氣，詢問“芝泉兄對此有何高見？我們當如何協同？”。
這既是打探對手動向，也是維持著北洋內部表面上的團結表象。
而這一切外交辭令與煙霧的背後，馮國璋最核心的動作，是牢牢握緊自己手中的實權。
加強對江蘇及周邊地區的軍事控制，整頓內部，鞏固稅收。
確保無論外部風雲如何變幻，他自己始終是東南一方說一不二的實力派諸侯。
他的根本目的，是在這場大變局中確保超然地位。
無論最終是東北軍成功入主中原，需要穩定東南。
還是南北形成新的對峙局面，甚至是出現其他意外變局。
他馮國璋都要憑藉手中的實力與地盤，成為新格局中各方都不得不拉攏、不可或缺的關鍵“平衡手”與“砝碼”。
他當前追求的並非最高權位，而是一個能最大限度保障自身集團利益、進退自如的優勢位置。
袁世凱試圖導演的大戲，在這兩位北洋新一代強人的各自算計與拆解下，已然開始偏離其預設的軌道。
……
在北洋集團這艘即將傾覆的巨輪上，除了段祺瑞、馮國璋這兩大意圖主導沉船方向的核心反袁派系之外。
其餘各色人等，包括那些態度曖昧的中立派，見風使舵的牆頭草派。
乃至少數對袁世凱仍殘存一絲舊日情誼，或名義上“忠誠”的派系。
面對袁世凱那道頗具煽動性與暗示性的密電，也紛紛做出了各自的反應。
其中，不乏相當一部分人選擇“遵照”密電的指示，或明或暗地派遣信使、代表，悄然東出前往瀋陽，意圖與東北軍建立聯絡，為未來可能的變局提前佈局。
在這股暗流湧動的“北上接觸潮”中，表現最為積極、行動也最為迫切的。
當屬那些駐防於北方，其轄區與東北軍勢力範圍直接接壤或毗鄰的各省督軍、各特別區將軍。
對他們而言，東北軍並非遙不可及的潛在強權，而是近在咫尺、呼吸相聞的龐然巨獸。
其軍事壓力與地緣威脅最為直接、也最為現實。
袁世凱的密電，與其說是一道命令，不如說是一份為他們提供了行動“合法性”與“藉口”的許可。
讓他們得以順理成章地去做那件，可能早已在心中盤算多時的事情。
典型者如熱河特別區都統薑桂題，以及察哈爾特別區都統何宗蓮。
這兩位坐鎮北方要衝的將軍，處境尤為微妙且尷尬。
早在東北軍西征外蒙、北討沙俄時，他們的防區便因其特殊的戰略位置，而被迫“讓道”，各自的地盤已有約三分之一被東北軍實際控制。
可以說，他們手中的權柄與地盤，早已在東北軍的兵鋒之下變得殘缺不全、岌岌可危。
東北軍若有意徹底吞併，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抵抗的能力，剩下的地盤丟失也只是時間問題。
事實上，面對如此懸殊的實力對比與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機。
薑桂題與何宗蓮內心深處，早已不止一次動過主動向東北軍輸誠、尋求依附的念頭。
畢竟，在亂世中，依附強者以求自保乃至延續權勢，是許多地方軍閥的本能選擇。
然而，促使他們此前一直猶豫觀望、不敢輕易下注的關鍵因素。
在於東北軍，與即將到來的協約國集團干涉聯軍之間的戰爭前景，尚未明朗。
他們擔心過早投靠，萬一東北軍在隨後的國際干涉戰爭中失利或遭受重創。
自己不僅押錯了寶，還可能成為戰後清算的物件，落得個兩頭不討好的下場。
如今，局勢似乎出現了決定性的轉折訊號。
連曾經的中華民國最高統治者、名義上的北洋共主袁世凱。
都已透過公開通電與私下密令，近乎明確地將東北軍統帥楊不凡視作下一個中華民國的元首人選，並主動安排“權力過渡”。
這在薑桂題、何宗蓮等人看來，無異於一道最權威的“風向標”。
袁世凱的政治嗅覺與戰略判斷，在他們心中仍有一定分量。
既然連袁世凱都做出了這樣的“安排”與“背書”，他們還有甚麼理由繼續猶豫不決？
此刻不趕緊趁機抱緊這條最粗壯、且已被“大總統”認證過的“大腿”，率先表達忠心，更待何時？
難道要等到東北軍徹底解決外患，挾大勝之威，主動揮師西進或南下，兵臨城下之時，再慌慌張張地開城請降嗎？
到那時，不僅喪失了一切談判的主動性與討價還價的資本。
連現有的、雖然已經縮水但尚存的權勢地位，恐怕也難以保全。
提前行動，至少能在未來可能的“功臣簿”或“合作者名單”上。
佔得一個靠前的位置，留下一個“識時務、顧大局、主動歸附”的好印象。
為自身及部屬在新時代謀得一個相對安穩，甚至可能有所晉升的出路。
在北洋這盤散沙中，直面或即將直面東北軍兵鋒的邊將，還有綏遠特別區都統潘鉅楹與甘肅督軍張廣建。
他們同樣是因袁世凱密電而心思活絡的人物。
這兩人的身份與處境，與薑桂題、何宗蓮又有所不同，代表了另一類“忠袁”派在變局中的特殊考量。
潘鉅楹與張廣建，皆是袁世凱當年為鞏固中樞對邊疆及內陸要地的控制，從中樞直接委派、空降至地方任職的“嫡系”官員。
他們是屬於北洋體系內較為典型的“忠袁”派系成員。
然而，他們的“忠誠”在地方上面臨著嚴峻挑戰。
無論是綏遠還是甘肅，地方勢力盤根錯節，本土軍閥、士紳、少數民族頭領勢力強大。
潘、張二人作為“空降”長官，雖頂著袁世凱的任命，卻始終受到當地實力派的聯合抵制與暗中掣肘。
對轄區的實際行政與軍事掌控力相當有限，頗有些“政令不出衙門”的尷尬。
隨他們一同赴任的北洋嫡系部隊，人數本就有限，難以對廣袤地區形成有效威懾。
更棘手的是，地方財稅往往被當地軍閥或豪強截留，中樞的撥款又時常因路途遙遠、中間環節盤剝而難以足額及時到位。
潘鉅楹與張廣建的軍隊糧餉補給，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賴於北洋中樞的財政輸血。
士兵當兵吃糧，天經地義！
一旦糧餉不繼，軍心必然渙散，甚至可能引發兵變，後果不堪設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