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心殿的燭火，在康熙皇帝玄燁的臉上投下深深淺淺的陰影。連續多日，天幕的揭示如同層層剝開的瘡疤，從疆土淪喪、文化扭曲、民生對比，到外敵世仇、抗戰慘烈、內部清算，再到倭國衰敗與滿漢仇殺迴圈，每一次都帶來不同的震撼與刺痛。今夜，當那幽光再次亮起，康熙的心緒已從對外部威脅的審慎、對內政隱患的憂思，轉向了一種更深沉的、關於歷史評價與統治合法性的尖銳拷問。他預感到，這次天幕所揭示的，將直指他愛新覺羅氏江山最核心的敘事根基。
光幕上首先浮現的，是一段火藥味十足的辯論：
“「不能要求岳飛愛宋朝的同時也去愛金朝」「不能因為今天講民族團結，岳飛就不是民族英雄了，金人入侵、秦檜賣國也不能批判了」「這是當年抗戰期間的漢奸理論！」”
康熙的目光微微一凝。岳飛抗金，秦檜主和，這是宋金舊事。天幕將此與“民族團結”、“漢奸理論”聯絡起來，並提到“抗戰期間”，這顯然是將歷史上的宋金之爭，與後世抗日戰爭時期對“漢奸”的批判進行了類比。其潛臺詞是：在民族存亡的對抗中，抵抗外敵者是英雄，妥協投降者是漢奸，這個標準不應因時代變遷、尤其是不能因後世強調“民族團結”而被篡改或模糊。這對他這個“金人”後裔（女真/滿族被視為金朝後裔）的清朝皇帝而言，聽來頗為刺耳，但也讓他瞬間警惕——天幕要討論歷史評價，而且是涉及“華夷之辨”和“忠奸之辨”的敏感評價。
緊接著，矛頭直指：
“更明確反對某些‘清史專家’，洗白洪承疇、吳三桂之流的叛國降清罪行的論調：「一個人難道就可以背叛自己的國家麼？」”
“洪承疇”、“吳三桂”！這兩個名字，如同驚雷，在康熙耳邊炸響。洪承疇，前明薊遼總督，兵敗被俘後降清，為清軍入關、平定南明立下汗馬功勞，是他皇祖父皇太極和父皇順治皇帝都予以重用的“開清重臣”。吳三桂，前明山海關總兵，引清兵入關，後來雖叛亂，但其前期功勞亦被清廷承認。在清朝官方敘事中，此二人是“識天命”、“順潮流”的“俊傑”。然而，在天幕引用的後世爭論中，他們被毫不留情地指為“叛國降清的漢奸”，其行為被質疑為“背叛自己的國家”。而試圖為他們“洗白”的“清史專家”，則被置於道德和輿論的對立面。
康熙感到胸口一陣發悶。這是對他清朝立國基礎赤裸裸的否定。如果洪承疇、吳三桂是“漢奸”，那麼重用他們的清朝是甚麼？接納他們的愛新覺羅氏又是甚麼？這不僅僅是個人評價問題，這關係到清朝入主中原的正當性論述。
天幕隨即點出，以“葛建雄（應為葛劍雄）教授”為代表的、主張“1840年史觀”和“版圖中國論”的老一輩學者，正在與新一代竭力給滿清王朝洗白、給洪承疇、尚可喜等漢奸洗白、甚至貶低岳飛、文天祥民族英雄地位的“清粉清吹”、“新團結壬”徹底割席。天幕詳細列舉了這些“清史專家”（點名閻某年、李某亭等）的“謬論”：
在尚可喜故鄉遼寧海城舉辦研討會，稱尚可喜“能認清大局，順應潮流和民心……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並質疑從“狹隘漢族民族主義”評判尚可喜，進而牽扯到岳飛、文天祥是否民族英雄的問題。當地修建尚可喜紀念館，對聯褒揚其“擇主而事”、“保清統一”。
在福建南安洪承疇紀念園，展示對聯“輔國堪稱真學士，愛民即是大英雄”。在其紀念館活動中，清史專家稱洪承疇是“功在中華一統的民族英雄”，其降清是“亂世中能儲存自己，亦能建功立業”，“為重新統一國家而多有建樹”，“為進一步密切滿漢民族關係……做出了畢生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康熙看著這些引文，臉色變幻不定。這些後世“清史專家”的言論，某些方面甚至比清朝官方的評價走得更遠、更露骨，將洪、尚等人直接捧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並試圖以此重新定義“忠奸”標準，甚至動搖岳飛、文天祥的崇高地位。這種論調，連主張“版圖中國論”的老學者都要與之割席，可見其爭議之大。康熙敏銳地察覺到，這不僅僅是學術爭論，背後是洶湧的民意和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那些“清粉清吹”被指為“逆向種族主義者”，目的是“把中華和漢族割離開來，把中華文化和華夏文明割裂開來”。這讓他想起之前天幕關於“衣冠盡毀”、“祭祀亂象”的批判，似乎指向同一種力量——試圖淡化乃至否定漢民族主體性的敘事。
然而，接下來天幕筆鋒陡轉，丟擲了一個更為驚人、甚至堪稱駭人聽聞的“推測”：
公元1840年後侵略中國的歐洲殖民者（特別是猶太資本集團），與統治中國的滿清王朝，“從根子上就是同一夥人，正是華夏民族的千年大敵，【羯胡】人的後裔或近親”。
天幕詳細“論證”：被漢朝擊敗西遷的北匈奴/康居/烏孫人在南俄草原建立猶太教國家“可薩汗國”。其遺民一支成為操控歐美資本的猶太人（可薩人“奪舍”了古希伯來猶太人）；另一支東遷成為貝加爾湖地區的通古斯人（布里亞特人），其中一部南遷至長白山，成為明朝冊封的【建州女真部】，即後來改稱【滿洲】的八旗核心。因此，滿洲八旗本質上是可薩人“奪舍”了女真人的“換皮產物”。猶太國際資本集團與滿清八旗集團是“同一祖源”，是“共同壓制華夏民族、奴役漢人敲骨吸髓的親密合作夥伴”，其仇恨是“可薩猶太族群與華夏民族的兩千年血仇”。西晉末年“五胡亂華”時惡行最殘暴的羯胡，被指為可薩猶太人後裔（引用一本自稱石勒後代者所著書籍為“證”）。
基於此，天幕重新解釋了鴉片戰爭後的歷史：可薩猶太資本操控的歐洲列強，與作為可薩猶太東亞支系的滿洲八旗集團“接上了頭”、“相見恨晚，迅速狼狽為奸”。滿清深知自己是“夷狄胡族竊據中華帝位”，防漢優先，因此對歐洲列強的割地、租界等要求視為“算不得生死攸關”，反而藉助列強提供的槍炮、整頓海關、鎮壓太平天國等漢人起義來維繫統治。“以中華之物力，結諸國之歡心”，“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出讓主權換取列強支援，硬生生多續命六十年，而這六十年正是第二次工業革命關鍵期，導致中國與歐美列強國力差距拉大到“百年之遙”，“與非洲原始部落等同”。滿清滅亡後留下爛攤子，割讓臺灣等遺禍至今。
天幕最後痛斥滿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註定遺臭萬年！！”並指斥21世紀影視圈清宮劇、網路清粉清吹大V鼓吹滿清“版圖貢獻”，是想給“大清王朝奠定現代中國領土基礎”打上思想鋼印，並幻想獲得“猶太近親在歐美國家那樣的特權民族地位”，高呼“——做夢！！！”
康熙坐在御座上，身體僵硬，臉色在燭光下先是漲紅，繼而變得慘白，最後化為一種死灰般的青灰色。他感到一陣天旋地轉，彷彿整個養心殿都在晃動。耳朵裡嗡嗡作響，心臟狂跳，幾乎要衝破胸膛。
荒謬！惡毒！匪夷所思！喪心病狂！
這是康熙腦海中第一個爆發的念頭。將愛新覺羅氏的祖先，與甚麼“可薩汗國”、“猶太教”、“羯胡”聯絡起來，甚至說滿清與西洋列強是“同一祖源”、“親密合作夥伴”，這簡直是聞所未聞、荒誕絕倫的汙衊！是徹頭徹尾的、充滿惡意的捏造！
他愛新覺羅氏，是長白山天女所誕，是建州女真豪酋之後，世受大明冊封，雖然後來崛起與明朝對抗，但根正苗紅，何曾與萬里之外的甚麼“可薩猶太人”、“羯胡”有半分瓜葛？這分明是後世一些心懷叵測之徒，為了徹底否定大清，不惜編造出如此離奇、惡毒的血統陰謀論！
然而，在極致的憤怒和荒謬感之後，一種更深的、冰寒刺骨的恐懼，悄然攫住了康熙的心。不是因為那荒誕的“血統論”，而是因為這套“理論”所指向的、對他大清統治本質的終極否定。
這套“理論”將大清定位為：一個與華夏文明截然對立、甚至有著“兩千年血仇”的異族（且被描述為極其邪惡的“可薩/羯胡/猶太”集團）對中國的“奪舍”和“寄生”統治。其與西洋列強的勾結，不是為了“保大清”，而是基於“同一祖源”的天然合作，目的是共同壓制、奴役華夏民族。大清的一切政策，尤其是防漢、抑漢、藉助洋人鎮壓漢人反抗，都被納入這個敘事框架，成為“證據”。甚至大清後期的衰敗、與世界潮流的脫節，也被歸咎於這個統治集團為了維護自身“夷狄”統治，不惜犧牲整個中國的發展機遇。
這比簡單的“夷狄竊據”指控要致命得多。它給大清扣上了一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且“天生邪惡、與華夏有宿仇”的終極帽子。在這個敘事下，洪承疇、吳三桂、尚可喜等人的投降，不僅僅是“識時務”，更是“助紂為虐”，幫助這個“邪惡異族集團”奴役自己的同胞。而為這些人翻案的“清史專家”，則成了這個“邪惡集團”在思想領域的當代代理人，其目的是混淆是非，為歷史上的壓迫和當代可能存在的“特權”訴求張目。
康熙終於明白了，為甚麼天幕開頭要激烈爭論岳飛、文天祥的評價，要批判為洪承疇等人翻案的論調。在“可薩-滿清-猶太資本”這個宏大而黑暗的敘事陰影下，岳飛、文天祥的抗爭，成為了華夏民族反抗“異族奪舍”的永恆精神象徵；而洪承疇等人的投降，則成了背叛族群、助紂為虐的永久恥辱。任何試圖模糊這個界限的行為，都會被視作為那個“邪惡敘事”服務的“漢奸理論”或“逆向種族主義”。
“梁九功。”康熙的聲音嘶啞得幾乎無法辨認，帶著一種近乎虛脫的顫抖。
“奴……奴婢在。”梁九功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匍匐在地，頭緊貼金磚。
“去……傳所有在京的滿大學士、部院滿尚書、八旗都統、領侍衛內大臣……還有，漢大學士中，熊賜履、李光地、王熙……南書房，即刻覲見。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諉，半個時辰內不到者，革職拿問！”康熙的語氣帶著一種瀕臨爆發的、可怕的平靜。
“嗻！嗻！”梁九功連滾爬爬地出去傳旨。
康熙獨自坐在空曠死寂的養心殿中，燭火將他的身影拉得扭曲而漫長。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立和寒冷。之前天幕揭示的具體暴行、政策失誤、外敵威脅，雖然可怕，但似乎總有應對或辯解的餘地。但今夜這番指控，是釜底抽薪，是要從根本上將他愛新覺羅氏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打成一個“非華夏”、“反華夏”、甚至與西方列強同流合汙壓迫華夏的“邪惡異族集團”。
這不僅僅是後世的歷史評價之爭，這簡直是一場針對大清國本、針對愛新覺羅氏靈魂的“誅心”之戰！那些“清粉清吹”越是拼命洗白洪承疇、尚可喜，越是鼓吹滿清“版圖貢獻”，在這個敘事框架下，就越是坐實了“為邪惡張目”的嫌疑，反而會激起更強烈的反彈，連葛劍雄那樣相對溫和的“版圖論”者都要與之割席。
“可薩……猶太……羯胡……奪舍……”康熙痛苦地閉上眼睛，這些荒誕的名詞卻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儘管他堅信這是無稽之談，但天幕將其與“五胡亂華”的羯胡、與西晉的慘禍聯絡起來，無疑能最大限度地激發漢人讀書人和百姓心中最深的歷史恐懼與民族情緒。如果這套說法在後世有相當市場，那對大清的“身後名”，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更重要的是，天幕最後點出的“思想鋼印”和“特權民族地位”幻想，讓康熙悚然一驚。這暗示著，在後世，圍繞清朝歷史評價的鬥爭，不僅關乎過去，更關乎現實的身份政治和族群關係。那些“清粉清吹”被指企圖獲得類似“猶太人在歐美的特權地位”，這簡直是煽動族群對立的誅心之論。若放任此等言論流傳，對當下大清的滿漢關係，無異於投放毒藥。
半個時辰後，被緊急召見的滿漢重臣們匆匆趕到南書房，許多人衣冠不整，面帶驚惶，顯然都已透過各種渠道（府中幕僚、守夜僕役等）知曉了天幕的大致內容，至少是那些關於洪承疇評價和“可薩”陰謀論的核心部分。殿內氣氛凝重得如同結冰。
康熙沒有廢話，讓梁九功簡要複述了天幕核心內容（省略了部分過於未來的細節和極端形容詞）。聽完後，殿內一片死寂，只有粗重的呼吸聲和壓抑的抽氣聲。滿臣們個個面色慘白，眼中充滿了憤怒、恐懼和難以置信。漢臣們則表情複雜，驚疑、沉思、乃至一絲不易察覺的悸動。
良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滿臣明珠率先出列，他鬚髮皆張，聲音因激動而顫抖：“皇上！此乃……此乃妖言惑眾！誹謗君父！辱及列祖列宗！那‘可薩’、‘猶太’、‘羯胡’之說，荒誕無稽，聞所未聞！分明是後世奸佞之徒，為詆譭我大清萬年基業，構陷出的惡毒謠言！臣請皇上嚴旨，凡我大清境內，敢有私下傳播、議論此等荒謬言論者，以謀逆大不敬論處，凌遲族誅！以正視聽！”
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漢臣王熙（已故，此處為小說設定延續）眉頭緊鎖，出列謹慎道：“皇上，明珠大人所言，乃激於義憤。然天幕所示，雖是後世之言，荒誕不經處甚多，然其中涉及史事人物評價之爭，尤其是關於洪文襄公（洪承疇）、平南王（尚可喜）等人之功過，以及……以及宋之嶽武穆、文信國公之定位，恐在士林民間，易生波瀾。後世所謂‘清史專家’之論，固不足為訓，然其試圖以‘中華民族’、‘大一統’等宏大敘事重新評定歷史人物，此一思路，或需……留意。”
康熙臉色陰沉，沒有表態。領侍衛內大臣、滿洲正黃旗的費揚古猛地出列，聲如洪鐘：“皇上！奴才以為，王熙所言，乃是避重就輕！關鍵不在甚麼史事評價，而在那套‘可薩奪舍’的惡毒汙衊！這是要斷我大清之根，絕我滿洲之種！將皇上和列祖列宗，打成華夏之死敵！此等言論，若非皇上親見天幕，奴才等簡直無法想象世間竟有如此歹毒之心！必須用最嚴厲的手段禁絕！凡有漢人敢私下非議此事，哪怕只是露出懷疑之色，也當嚴查重辦！奴才請命，率侍衛親軍及步軍統領衙門，即日起加強京師稽查，凡有茶樓酒肆、書院會館敢議論天幕、尤其是涉及此類荒誕之言者，一律鎖拿，主犯立斬，從者流放寧古塔！”
費揚古的話，充滿了滿人武將的暴烈和麵對滅頂之災時的本能恐懼反應，但其主張的嚴酷鎮壓，讓在場的漢臣們臉色更加難看。
文淵閣大學士、漢臣李光地深吸一口氣，出列朗聲道：“皇上，臣以為，費揚古大人所言，雖是一片忠心，然恐非善策。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天幕現於蒼穹，萬民共睹，豈是嚴刑峻法所能禁絕？強行鎮壓，只會坐實虛妄之言，徒增百姓疑懼，反中奸人下懷。”
他轉向康熙，懇切道：“皇上，天幕荒誕之言，固不足信。然其揭示後世對洪、尚等人評價之爭議，以及對嶽、文二公地位之維護，確可引以為鑑。臣斗膽進言，治國在德不在險，在信不在疑。我朝自太祖、太宗、世祖以至皇上，承天眷命，入主中原，撫有華夏，並非恃強凌弱，乃是天命所歸，民心所向。皇上屢次南巡，蠲免錢糧，振興文教，滿漢一體，天下共睹。當下之策，首在固本。繼續推行仁政，減輕民負，澄清吏治，振興科舉，使天下英才，無論滿漢，皆有為國效力之途，共享太平之福。此乃化解無端猜忌、杜絕流言蜚語之根本。至於洪文襄公等人之功過，本朝自有定評，無須與後世妄人爭辯，更不可因後世謬論而自亂陣腳，輕改對功臣之評價，寒了天下歸附者之心。”
李光地的話，相對理性，試圖將焦點從荒誕的“血統論”拉回到現實的治國和意識形態建設上，主張以“行仁政”、“固根本”來應對信任危機，並建議維持對洪承疇等人的既定評價，以免動搖政權基礎。但這在滿臣聽來，不免有“和稀泥”、甚至“偏袒漢人”之嫌。
康熙的目光緩緩掃過眾臣，將每個人的反應盡收眼底。憤怒的滿臣，謹慎的漢臣，激進的武將，持重的文官……他知道，天幕這番言論，已經像一把淬毒的楔子，打進了大清統治集團的核心，引發了深層的恐懼和分歧。
“夠了。”康熙終於開口，聲音依舊沙啞，但恢復了一絲帝王的威嚴與冷峻，“天幕妖言，聳人聽聞，朕自有聖裁。然其中警示，不可不察。”
他頓了頓，一字一句道：“第一，所謂‘可薩’、‘猶太’、‘羯胡’關聯之說，荒誕絕倫，實屬無稽之談。我大清愛新覺羅氏，源出長白，世受明封，乃華夏藩屬，後因明朝無道，天命所歸，方入主中原，此乃煌煌正史，不容篡改。傳朕旨意，凡有此等謠言流傳，各該地方官需立即嚴查究辦，首要造謠者，凌遲處死，家屬為奴；傳謠者，視情節輕重，或斬或流。各級官員、學政、教諭，需明發告示，以正視聽。但不得因言獲罪，濫及無辜，尤不得以此為由，刻意製造滿漢緊張，違者重處。” 這是定調，堅決否定荒誕血統論，但要求控制打擊面，防止擴大化。
“第二，關於洪承疇、吳三桂、尚可喜等人之功過。彼等在前明為臣，不能盡忠守節，確有其失。然其歸順我朝後，於平定亂逆、安撫地方、推進一統，不無微勞。此乃事實。朝廷論功行賞，錄用效力，亦是常情。後世如何評說，是其後世之事。然我朝當下，不必因後世之謬論，而遽改已成之論，徒亂典章，反生事端。然則，”康熙話鋒一轉，目光銳利，“自今而後，凡朝廷旌表、史館立傳、地方建祠，涉及此類人物，需更加審慎，重在述其事實，不必過於褒揚其‘擇主’、‘順應’之辭，尤不可有‘民族英雄’等僭越之比。禮部、國史館，需依此精神，重新核查相關記述。”
這是折中策略，既不輕易否定既定評價（以免動搖政權基礎和對降臣的示範效應），但要求淡化敏感表述，尤其禁止將其拔高到與岳飛等抗衡的“民族英雄”地位，算是間接回應了後世爭議。
“第三，岳飛、文天祥，忠義貫日，氣節千秋，乃人臣之楷模，華夏之魂魄。其抗金、抗元，乃是各為其主，盡忠守節。我朝崇儒重道，表彰忠義，對此等前代忠烈，自當敬重。其‘民族英雄’之譽，深入人心，豈容後世宵小妄加貶損？傳旨禮部，各地岳飛廟、文天祥祠，需加意保護，春秋致祭，不可廢弛。科考策論，可引其為忠義之例，然需注意引導，重在褒揚其忠君愛國之精神，而非煽動華夷對立之情緒。” 這是明確表態，肯定岳飛、文天祥的崇高地位，將其納入清朝認可的“忠義”價值體系，既安撫漢人士民，又試圖剝離其中的“反清”色彩。
“第四，亦是根本。”康熙的聲音提高，帶著不容置疑的決心，“李光地所言甚是，治國在德。朕自今日起，將更加勤政愛民。重申永不加賦之祖訓，嚴查各地攤派火耗。繼續蠲免受災地區錢糧。加大力度整頓吏治，無論滿漢，貪墨瀆職者，嚴懲不貸。進一步規範科舉，確保公平取士。滿漢官員，一視同仁，唯才是舉。八旗子弟，需勤習騎射，攻讀詩書，嚴禁奢靡遊惰，有能力的，同樣可參與科舉，出任地方，與漢員一體考核。務必使天下臣民，無論滿漢，皆能感受到朝廷之公、皇上之仁，共享太平之福，則一切虛妄惡言，自然如冰雪消融，無由滋生。”
康熙的最後一點，是回歸他最根本的統治理念：以實際政績和相對公平的治理，來鞏固政權合法性，化解潛在矛盾。這是他目前能想到的、應對天幕揭示的信任危機和認同危機的最實際辦法。
“眾卿，可聽明白了？”康熙目光如電，掃視群臣。
“臣等謹遵聖諭！”眾人齊聲應道，但神色各異。滿臣中仍有不甘，漢臣中亦有深思。康熙知道，這道傷口已經撕開，癒合需要時間，更需要他堅定不移地推行既定的“仁政”與“融合”之策，同時警惕任何試圖利用此事煽動對立的苗頭。今夜的天幕，將“歷史敘事權”的鬥爭，血淋淋地擺在了他的面前。他不僅要治理當下的江山，還要為愛新覺羅氏的“身後名”而戰，而這戰場，就在民心與史筆之間。
南京，洪武朝。
奉天殿前，朱元璋聽完天幕關於後世“清史專家”為洪承疇、尚可喜翻案，以及那套“可薩-滿清-猶太資本”的驚人“推測”，他臉上的表情從最初的暴怒，逐漸化為一種近乎凝固的、令人膽寒的冷笑。
“好啊，好啊！”朱元璋的聲音不高，卻字字如鐵釘般砸在地上，“咱算是開了眼了！洪承疇、尚可喜、吳三桂……這些背主求榮、引狼入室的狗東西，在後世，倒成了‘民族英雄’了？還要給秦檜翻案不成？！呸！甚麼‘認清大局’、‘順應潮流’、‘功在中華一統’？全是放屁！全是漢奸為自己開脫的混賬話！”
他猛地轉身，眼中燃燒著毀滅的火焰，掃過朱標、朱棣及身後噤若寒蟬的文武百官：“都聽見了？後世那些個甚麼‘清史專家’、‘團結壬’，就是披著人皮的豺狼！他們想幹甚麼？想把忠奸是非徹底顛倒！想把咱漢家兒郎的脊樑骨給抽了！今天能給洪承疇立碑，明天就敢說秦檜是忠臣，後天是不是連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也是‘促進民族融合’了？嗯？！”
朱標面色沉痛，躬身道：“父皇息怒。天幕所示，駭人聽聞，然亦足為警鐘。忠奸之辨，乃立國之本。若忠義不彰，奸佞得勢，則國將不國。後世清廷，以異族入主，自身立國不正，故需此類謬論為其張目，混淆是非，瓦解我漢人民心士氣。其所謂‘清史專家’，實為韃虜之倀鬼。我大明以華夏正朔自居，對此等邪說，必須痛加批駁，以正天下視聽。”
朱棣眼中寒光閃爍，介面道：“大哥所言極是。然則，那天幕後半段所言‘可薩’、‘猶太’、‘羯胡’與建州女真關聯之說，雖似離奇，然其將胡虜之患，上溯千年，與西晉羯胡之亂、乃至西洋猶太資本勾連，此論雖未可盡信，然其指出胡虜亂華，非止一朝一代，而似有隱秘源流與共同特質，此點……令人思之極恐。若建州女真果真與那羯胡、乃至西洋夷狄有甚瓜葛，則其兇殘狡詐、畏威而不懷德之性，或可得解。未來我大明對遼東諸部，尤其是建州衛，需更加警惕，絕不可養虎為患！”
朱元璋聽著兩個兒子的話，重重哼了一聲：“老四說的，雖似玄乎，但理不糙。胡虜就是胡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管他是甚麼女真、蒙古、還是天幕說的甚麼‘可薩猶太’，只要是覬覦咱神州大地的，就得給咱盯死了，防住了！至於後世那些給漢奸翻案的混賬……”
他頓了頓，聲音陡然轉厲，如同九天雷霆：“傳咱的旨意！”
“第一，即命翰林院、國子監，編纂《忠義錄》、《奸佞傳》！將古往今來，凡忠於國家、民族，抗禦外侮、守節死義之忠臣良將，如岳飛、文天祥、于謙（此時于謙未生，此為小說設定）等，詳載其事蹟，廣為刊印，頒行天下府州縣學，以為教化根本！凡叛國投敵、賣主求榮、引狼入室之奸賊，如洪承疇、吳三桂、尚可喜（此時人亦未生）、秦檜、張邦昌、石敬瑭之流，亦需明載其罪，斥其惡行，使天下人皆知，此等敗類，縱然一時得勢，亦將遺臭萬年，永為後世唾罵！凡有敢為此類奸賊鳴冤、翻案、乃至建祠立碑者，以謀逆同黨論處，主犯凌遲，誅九族！地方官失察，同罪！”
“第二，禮部、兵部，即行核查天下祠祀。凡有祭祀歷代忠烈之祠廟，如嶽王廟、文丞相祠等，務必保護修葺，香火不絕。凡有發現祭祀洪、吳、尚等漢奸，或秦檜等奸臣之場所，無論官私，立即搗毀，碑銘砸碎，偶像焚燬！所在地之官吏、士紳，嚴加查問，有不軌之心者，重懲！”
“第三，重申華夷之辨。通告天下，我大明驅逐胡元，恢復中華，乃承天道，順民心。凡四方胡虜，願歸附王化，習我禮儀，守我法令者，可予生路。然若有敢懷叵測，侵我疆土，亂我華夏者，必興王師，犁庭掃穴，絕其種類！後世那套混淆華夷、為胡虜張目的‘團結’謬論，在我大明境內，絕不容許流傳！凡有私藏、傳播此類言論書籍者，以左道惑眾論處，流放三千里！”
“第四，加強對遼東奴兒干都司之管控。建州衛等女真部落，需嚴加羈縻，定期朝貢，不得使其坐大。可增派軍官、文人前往，宣示威德，教化其民，分其部落，絕不容許出現統一強權。若有異動，立即調兵剿滅，勿憚煩勞！”
朱元璋的應對，是極端的、毫不妥協的“忠奸分明”和“華夷大防”。他將後世為漢奸翻案的論調視為對大明立國精神的根本挑戰，必須用最嚴厲的法律和教化手段予以撲滅。同時，他對“可薩”陰謀論雖不全信，但加強了其對“胡虜”本質的警惕，並轉化為對遼東女真更嚴厲的防範政策。這進一步固化了洪武朝強硬、排外的意識形態和邊疆策略。
北京，永樂朝。
朱棣站在殿中，面色凝重如鐵。姚廣孝、夏原吉、張輔等重臣侍立，皆被天幕內容所震撼，那關於歷史評價的激烈鬥爭與駭人的“血統陰謀論”，讓殿內充滿了山雨欲來的壓抑感。
“忠奸之辨，固不可淆。然以‘可薩猶太’之說，勾連千年，將建州女真乃至西洋夷狄歸於同源，指其為華夏宿敵……”夏原吉捻鬚沉吟，眉頭緊鎖，“陛下，此論雖奇崛驚人，然多推測臆斷，缺乏實據。然其揭示一點：後世於歷史敘事之爭，已至無所不用其極之地步。借荒誕之言以洩憤，以陰謀之論定善惡，此非治史之道，實乃輿論攻伐之利器。我朝修史，當以此為戒，務求核實，不偏不倚，方能為後世信史。”
張輔沉聲道：“夏大人所言在理。然末將以為，拋開那荒誕血統之論，天幕核心在於兩點：一者，對洪承疇、吳三桂等降將之評價，關乎氣節與功業之權衡，後世爭議極大；二者，岳飛、文天祥之地位，乃漢人民心所繫，不容輕撼。我朝如今亦有朵顏三衛等歸附蒙古部落，將來用兵或有俘獲招降之將。如何處置，如何定評，需有章法，以免遺後世之譏。至於建州女真，觀其近年動態，確需加強控馭，然亦不必因後世無稽之談而預先視之為‘千年宿敵’，徒增邊釁。”
姚廣孝緩緩道：“阿彌陀佛。天幕之言，真偽混雜，然其激盪之氣，可感可察。後世之人，對滿清統治之憤懣，對漢奸之痛恨，對華夏正統之執著，藉此噴薄而出。其‘可薩’之論，雖似妄言，然亦反映一種深層的焦慮與認知：即視某些北方胡族為具有特殊危險性、難以同化之‘他者’。此心結，自五胡亂華以來，未嘗或解。陛下北征蒙古，非僅為一時之患，亦有消弭此千年心結之長遠考量。然征伐之外，如何真正‘懷柔遠人’，使其漸染華風，心悅誠服，而非僅僅畏威，此乃更艱難亦更根本之務。若處理失當，恐為後世留下如洪承疇評價般之難題，更埋下仇恨種子。”
朱棣聽罷，默然良久。天幕內容之激烈，遠超以往。它不僅關乎具體史事，更觸及了歷史書寫權、民族認同、忠義標準等最核心的意識形態問題，甚至丟擲了顛覆認知的“血統陰謀論”。
“史筆如刀，亦如鏡。”朱棣緩緩開口，聲音帶著金屬般的質感，“可照美醜，亦可殺人。後世之爭，看似荒誕，實則兇險。洪承疇等人之功罪，確在兩可之間。其失節於前明，然效力於本朝（指清），若我朝（明）將來亦有類似情形，當何以處之？若一味苛責氣節，則無人敢降，徒增戰禍；若輕易褒獎降人，又恐敗壞綱常，使忠義不立。此誠兩難。”
他走到御案前，手指劃過上面堆積的奏章，彷彿在劃過漫長的歷史：“岳飛、文天祥，忠義之氣，千秋凜然。此乃華夏之魂，無論何時何地，皆當敬仰尊崇。我大明立國，亦賴無數忠臣義士拋頭顱灑熱血。此等精神，必須旌表，必須傳承。然旌表之道，當重在彰其忠君愛國、守節死義之精神，而非刻意強調其抗擊之物件為‘胡虜’，以免激化族群矛盾，為後世別有用心者所利用。”
他轉身，目光決然：“傳朕旨意。”
“其一，修史定評。命翰林院、國史館，著手編纂《忠烈紀事》、《貳臣傳》。前者收錄歷代為國捐軀、守節死義之忠臣事蹟，後者收錄雖有事功然大節有虧、背主投敵之人物。編纂務求核實，功過分明，不掩其功，不諱其過。尤其對前元降明之文武官員，其評價需謹慎公允，既錄其歸順後之功，亦需點明其失節之由。以為後世鑑戒，亦定我朝評價之尺度。”
“其二，鞏固正統。加大力度編纂《永樂大典》，匯聚古今典籍，彰我華夏文明之盛。繼續派遣鄭和下西洋，宣示國威，懷柔遠人，使萬國知有中華正統。對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東北部落，加強冊封、賞賜與貿易控制，同時派遣流官、設立衛所，加強管理教化，促其內附。絕不容其坐大生亂，亦需以王道漸染之，使其知華夷之別在於文教，非僅血統。”
“其三，明法令，禁邪說。刑部、都察院需明發禁令，凡有私刻、傳播類似‘可薩猶太禍華’等荒誕不經、煽動族群仇殺之言論、書籍者，以妖言惑眾、擾亂民心論處，主犯重懲。然需區分學術探討與惡意煽動，不得因言廢人，擴大打擊。朝廷需主動引導輿論，透過官修史書、科舉命題、地方教化，弘揚忠孝節義、華夷一體（在王化下）之正道。”
“其四，自身砥礪。朕當繼續勤政，任賢用能，整頓邊備，發展民生。使天下百姓，無論南北，皆安居樂業；使文武臣工，無論胡漢，皆為國效力。內修政理，外示誠信，則一切虛妄惡言，自無市場。後世之爭，根在治理失當，民心離析。我大明當反其道而行之。”
朱棣的應對，在堅持忠義價值觀和華夏正統性的同時，更顯理性和策略性。他試圖透過官修史書建立相對公允的評價體系，透過文治武功鞏固正統，透過法令管理極端言論，並最終歸結到自身的良好治理。他警惕將歷史評價簡單化為族群對立，強調“王道教化”和“華夷一體（在王化下）”的融合目標。對於“可薩”陰謀論，他明確視為需要禁止的“邪說”，但並未因此改變對遼東女真的既定羈縻政策，只是要求加強管理。
……
（其他朝代如萬曆、崇禎、嬴政、劉徹、李世民、李隆基、趙佶等對此次天幕的反應，可參照之前模式，結合其各自時代背景和皇帝個性進行簡略推演，重點突出他們對“忠奸評價”、“岳飛文天祥地位”、“洪承疇翻案”以及“可薩陰謀論”的不同態度和應對策略，因篇幅所限，此處不再逐一詳述。例如：萬曆可能漠不關心或敷衍了事；崇禎可能更感絕望與虛無；嬴政可能強調法治統一與對煽動仇殺者的鎮壓；劉徹可能既重視忠義表彰也警惕有人借題發揮；李世民可能強調仁政教化是根本，反對任何煽動仇殺的言論；李隆基可能表面斥責內心不安；趙佶可能只關心其風雅，對此等爭論毫無興趣等等。）
天幕的光芒，在萬朝時空各異的目光、震驚、憤怒、深思、惶恐與漠然中，緩緩消散。然而，它所丟擲的關於歷史評價、忠奸之辨、民族英雄定義以及那駭人聽聞的“血統-陰謀”敘事，卻如同投入各個時空沸油中的冰水，激起了劇烈而持久的反應。
康熙的清朝，面臨著統治合法性與歷史敘事的終極拷問，被迫在堅持既定評價、肯定忠義價值、強化自身治理與嚴控極端言論之間艱難平衡。
朱元璋的大明，以雷霆手段重申“忠奸分明”與“華夷大防”，將意識形態鬥爭推向極端，力圖從根本上杜絕後世“漢奸翻案”的土壤。
朱棣的大明，則試圖以更系統、理性的方式構建歷史評價體系，鞏固華夏正統，引導輿論，並將根本解決之道歸於自身的“王道”治理。
其他時空的統治者，也依據各自的認知和處境，做出了不同的解讀與應對。這一次，天幕揭示的不僅是歷史事實的爭議，更是歷史解釋權的爭奪，是塑造集體記憶與認同的無聲戰爭。這場戰爭沒有硝煙，卻同樣殘酷，其勝負關乎人心向背，關乎一個政權、一個王朝在漫長曆史長河中的最終定位。康熙深夜召集的南書房會議，朱元璋厲聲下達的旨意，朱棣沉靜的部署，都只是這場跨越時空的“敘事之戰”在不同起點的微小漣漪。而波瀾，必將深遠地影響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