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審判你們這些倭國女人
當倭國統治中樞在江戶陷入爭吵與恐慌時，在已被大明牢牢控制的九州鹿兒島，另一項關乎道義與秩序重建的重要工作，正以鐵血而公開的方式展開——對戰犯與戰爭罪行的徹底清算。
在鹿兒島城外一片被清理出的開闊地上，建立起一個規模龐大的臨時營地，兼具戰俘收容、甄別與審判功能。高高的木製柵欄和了望塔將其與外界隔開，營內秩序森嚴，氣氛壓抑。
所有被俘的薩摩藩上層人物及其核心幫兇，均被集中於此。名單包括：
- 薩摩藩主島津家久及其直系成年男性子嗣、重要妻妾；
- 主要家老：樺山久高、伊集院忠棟、新納忠元等（如被俘）；
- 在入侵和統治琉球期間負有直接指揮責任的武將：如曾擔任琉球“在番”的將領、參與歷次琉球征伐的部隊長；
- 被琉球倖存者指認、或在薩摩軍內部文書中被記載犯下嚴重暴行的中下級武士頭目，罪行包括有組織屠殺平民、大規模劫掠焚燒、系統性凌辱婦女、蓄意破壞琉球王宮及儒家學宮等文化遺產。
審判的組織形式，體現了衛小寶的意志：這不僅是大明的軍事勝利，更是對受害者的正義伸張，是對文明暴行的歷史審判。他下令，由三方面人員組成“特別審判庭”：
1. 大明代表：經驗豐富的軍法官、隨軍監察御史、精通倭語的書記官，負責確保審判程式符合大明律法精神及遠征軍軍紀，並做最終裁決。
2. 琉球代表：從琉球倖存者中遴選出的“苦主陳述團”與“見證人團”。成員包括久米村士族領袖、尚氏王族旁支長者、在屠村慘案中失去所有親人的孤老、被擄掠欺凌後倖存的婦女代表等。他們是控訴的主體。
3. 隨軍史官與文書：負責完整記錄審判過程、證詞與判決，形成不可篡改的檔案。
審判過程對外有限公開。允許其他戰俘按批次入場旁聽，也允許少數經過審查的九州本地平民代表，主要是商人、僧侶等人員觀看。
目的不僅是懲罰，更是最廣泛的教育與震懾。
審判沒有冗長的律條辯論，過程直接、殘酷而極具衝擊力。
臨時搭建的高臺上，審判官端坐，一側是大明與琉球代表，另一側是跪地待審的戰犯。
首先進行的，是琉球受害者的血淚控訴。
一位來自久米村、白髮蒼蒼的老儒生，在家人的攙扶下走上臺。他漢語流利，聲音因激動和衰老而顫抖，卻字字泣血：“正明四年，薩摩賊首島津家久遣樺山久高、平田增宗等，率兵三千，戰艦百餘，悍然侵入我琉球。彼等破那霸港，圍首裡城。”
“時任攝政的謝名親方，率眾於城外抵抗，被賊將川上忠克於陣前斬首，首級懸於旗杆示眾三日！”
“此暴行，當時在陣薩摩士卒皆可見證！老朽時在城中，親眼所見！”
接著，一位中年婦女，面色慘白，眼神空洞，幾乎無法獨立站立。她被攙扶著，用琉球語泣不成聲地敘述，通譯以沉痛的聲音翻譯：“正明八年，薩摩軍攻破首裡城後……他們闖進我家裡……當著我的面，殺死了我的丈夫和兩個兒子……然後，然後……五個，五個畜生……他們……”
她說不下去了，癱倒在地，撕心裂肺的哀嚎代替了言語。
臺下許多旁聽的琉球人掩面痛哭，而一些薩摩戰俘則低下了頭。
控訴具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
有人記得施暴武士臉上的刀疤，有人記得他們盔甲上的家紋，有人記得他們搶奪的具體物品“搶走了我家傳的景泰藍花瓶，上面有喜鵲登梅圖案”。
這些細節，與明軍從薩摩武家宅邸、倉庫中搜繳出的“戰利品賬簿”、“武功狀”、“軍忠狀”等鐵證相互印證。
一本從島津家久親信宅中搜出的《琉球陣覺書》，冰冷地記載著：“某月某日，於某村‘討取’男女百餘口，‘獲唐物’若干箱，‘擒唐女’數十人，分賞將士。”
所謂“唐物”、“唐女”，指的就是琉球的中華式器物和婦女。
證據鏈如此完整，抵賴毫無意義。
審判結果嚴酷而迅速：
島津家久，作為侵略元兇、最高責任人，數罪併罰，判處死刑。
方式：公開火刑。
理由：其罪孽滔天，非烈火不足以淨化。
行刑當日，觀者如堵。
當火焰吞沒其身軀時，無數琉球人跪地叩首，淚流滿面，高呼聖皇天恩。
這一幕，透過多種渠道，深深烙印在所有見證者心中。
樺山久高、川上忠克等十餘名主要將領及犯有特別嚴重暴行的武士頭目，判處絞刑。
屍體懸掛於鹿兒島城外特設的示眾杆上，懸掛標牌以漢、倭兩種文字詳細列舉其主要罪行。
超過兩百名罪行確鑿的中下級武士，根據情節輕重，判處終身苦役或長期苦役。
他們將被戴上枷鎖，押往琉球或臺灣，參與最艱苦、最危險的戰後重建工程，如開山修路、疏浚港口、重建被他們破壞的城池宮室，以此贖罪。
少數在審判中表現出切實悔意、積極指證他人、且自身罪行相對輕微的次要人物，被判處長期監禁或編入“懲戒營”，在嚴密看守下從事輔助性勞役。
這場公開、無情、證據確鑿的審判，其影響甚至不亞於九州戰役本身。
它像一道凌厲的閃電，劈開了舊時代弱肉強食、勝者不受追究的黑暗叢林法則。
它向所有倭人，尤其是那些曾參與或嚮往對外劫掠的武士階層宣告：針對華夏文明及其藩屬的暴行，從此有了跨越時間與海洋的追索者與審判者。
正義或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尤其當這正義，由絕對的力量所執掌時。
訊息隨著潰兵、商旅、僧侶的傳播，迅速向本州瀰漫。
恐懼之外，一種新的、對“天朝法度”的敬畏，以及對於“因果報應”的凜然之感，開始在不少倭人心中滋生。
這為大明後續的統治，無意中減少了一些純粹基於恐懼的抵抗，也埋下了一些更為複雜的思想變化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