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主義之辯
書齋中的靜默思索，終究無法完全解答現實提出的尖銳問題。當那些來自不同典籍、彼此衝突的思想在鄧楓腦中糾纏不休時，他意識到，閉門造車只會陷入更深的迷障。他需要交流，需要碰撞，需要那些已然在這條道路上探索更久的同行者，為他撥開迷霧。
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身邊那些早已引起他注意的共產黨員同學。陳賡的機敏果敢、楊松的沉靜淵博，還有其他幾位平日裡作風紮實、關注底層、言談間總帶著一種不同於尋常軍校生的視野與情懷的同學，都成了他意圖接近的物件。
起初的試探是謹慎的。一次戰術課後的休息間隙，鄧楓拿著那本已然翻閱多遍、頁邊寫滿批註的《共產黨宣言》，彷彿不經意地走到正在擦拭步槍的陳賡身邊。
“陳賡兄，”他指著書中關於“消滅私有制”的段落，語氣帶著真誠的困惑，“此論是否過於激烈？若一切歸公，個人進取之心豈非受挫？如歐美之發展，依我看，正在於保護私產，激勵競爭。”
陳賡抬起頭，擦了把額角的汗，沒有立刻引經據典，反而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好你個鄧孤星，不琢磨你的奇襲戰術，倒研究起這個來了。”他放下槍，接過那本書隨意翻了翻，眼神卻認真起來。
“你說個人進取心？咱們中國，最多的可不是想著當老闆的‘個人’，而是活不下去的‘眾人’。”他隨手一指窗外，彷彿能穿透圍牆，看到遠方的田野和工廠，“多少農民辛苦一年，收成大半交了租子，連頓飽飯都吃不上？多少工人在機器旁流血流汗，卻養不活一家老小？他們的‘進取心’在哪裡？早就被這吃人的世道磨沒了！”
他語氣變得激昂：“馬克思說的‘消滅私有制’，不是要搶普通人家裡的一針一線，是要革掉那種能讓少數人佔有土地、工廠，靠剝削大多數人發財的‘命’！不打破這個枷鎖，你說的個人進取，永遠是極少數人的特權，而絕大多數人，連做‘人’的資格都沒有，還談甚麼進取？”
鄧楓怔住了。陳賡沒有糾纏於抽象的理論，而是將問題拉回到了他最熟悉的“人”和最基本的“生存”上。這粗暴直接卻無比真實的視角，像一把重錘，敲打在他那些基於書本和有限見聞推匯出的疑問上。
另一次，是在圖書館後面的小樹林裡，鄧楓遇到了正在安靜閱讀的楊松。他鼓起勇氣，上前請教關於《國富論》中自由貿易理論與當下中國現實的矛盾。
楊松推了推眼鏡，沒有直接評判《國富論》的對錯，而是平靜地反問：“鄧楓同學，你認為，在當下，中國與列強之間，存在真正的‘自由’貿易嗎？”
不等鄧楓回答，他繼續說道：“我們的關稅不能自主，洋貨如潮水般湧入，脆弱的民族手工業紛紛破產。這就像讓一個孩童與一個壯漢進行‘自由’搏鬥，結果不言而喻。《國富論》描繪的是理想狀態下的經濟規律，但現實是，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憑藉武力和不平等條約建立起來的、極端不公正的殖民體系。在此體系中空談自由貿易，無異於自縛雙手，任人宰割。”
他進一步引導鄧楓思考：“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強調階級鬥爭和革命，正是因為它深刻揭示了，在現行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結構下，不首先打破這種結構性的壓迫，任何基於‘公平’‘自由’假設的經濟理論，都難以在中國落地生根，甚至會淪為壓迫者粉飾太平的工具。”
這些交流，並非總是嚴肅沉重的理論交鋒。有時，在晚飯後散步時，陳賡會繪聲繪色地講述他們利用假期深入廣州人力車伕聚居區或繅絲工廠的見聞，描述工人們如何從最初的麻木、忍受到逐漸團結起來，為爭取基本權益而鬥爭的過程。那些具體的人、具體的事，比任何理論都更具說服力，讓鄧楓真切地感受到，馬克思主義並非書齋裡的空想，而是與腳下這片土地、與億萬受苦同胞的命運緊密相連的。
鄧楓不再是單方面地提問，他開始嘗試用剛剛理解的觀點去分析問題，有時會與陳賡、楊松等人就某個具體觀點展開激烈的辯論。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迸射，理論的輪廓在交流中逐漸清晰。他發現，這些共產黨員同學，並非盲目信仰的狂熱之徒，他們有著清晰的邏輯、務實的態度，以及一種紮根於中國現實的、強大的理論解釋力。
他心中的天平，在這一次次坦誠而深入的“主義之辯”中，開始發生微妙的、卻不可逆轉的傾斜。那束在書海中隱約窺見的“啟明”之光，在與這些同行者的交流中，似乎變得愈發清晰和溫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