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國棟的排在十一月中旬被編入了馬辰防線的核心正面——巴里託河彎道陣地。
他的連隊自從雨季反擊以來就幾乎天天在接觸線上跟爪哇步兵和廓爾喀偵察兵糾纏。
他左手虎口的舊傷在十一月的一次白刃戰中又裂開了，碘酒擦到一半就被炮火震掉了瓶子，也沒再包紮。
每天早上都有新彈坑要填，每天晚上都少幾個名字。
他親手埋葬的人是十一月中死在他陣地左側的。
那個兵叫阿成，十六歲，入伍才兩個月。
來自卡普阿斯河下游的一個小漁村，家裡是打魚的，父親給黃漢生的地道工程撐過獨木舟。
阿成本來在後勤幫忙搬彈藥箱，上個月主動要求到前線，因為他哥在馬辰外圍反擊戰時戰死了，死前是機槍副射手。
阿成說他能頂他哥的位置，林國棟問他會不會打機槍，他說不會，但可以學。
還沒學會，一顆爪哇軍隊的迫擊炮彈落在他換彈鏈時所在的散兵坑，整個散兵坑被炸塌了。
林國棟爬過去時，泥土還在往下掉。他把阿成從土裡刨出來，那張臉的嘴角還有早上吃壓縮餅乾時的餅乾渣。
林國棟在他墳前放了一塊扁平的河石，用刺刀刻了一行字：“阿成，十六歲，守住了他的陣地。”
他站起來，看著身後那幾個剛從那輪重炮中爬出來的兵，說道：“弟兄們，戰鬥還沒有結束。”
戰場的殘酷，更多的體現在戰地醫院，沈青苗的醫院整個十一月都處於飽和狀態。
飽和不是修辭，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現實。
走廊、院子、甚至任何角落的地上都躺滿了傷兵。
她的手術檯從早到晚沒有空過，骨鋸的刀片替換頻率高到讓後勤專門派了一個人坐在手術室門口遞刀片。
血漿在上旬，短短十多天就用完了，她用生理鹽水代替。
生理鹽水用完以後，她用煮過的河水。後來河對岸也落了炮，擔架兵出去取水需要等炮擊間隙。
她的日記裡只寫了一行字：“今天，我做了四十次選擇。每一次選擇，都是判一個人死刑。”
十一月中旬，情況突然好轉。
許三連著三次從叢林深處返回坤甸，每次都在夜間把繳獲的藥品放在醫院後門口。
沒辦法，這玩意也不能託人，別人可沒有他的空間，能隨意儲存東西。
第一次是十個帆布軍用醫療挎包，裡面裝著美軍標準的嗎啡針劑和磺胺粉，挎包表面還沾著沒擦乾淨的炭灰。
第二次是滿滿十幾個揹包日軍野戰醫院的瓶裝葡萄糖注射液和繃帶，葡萄糖瓶的膠塞上印著英語和日語兩種語言的標籤。
第三次，他在醫院後面的地道口放了六箱奎寧、四箱止血粉。令人驚歎的是，居然還有十多個冷藏箱，裡面放滿了血漿袋，上面英文標明瞭血型等引數。
沈青苗驚歎，這些東西都是從哪弄來的？
本來她想去謝謝送藥的人，但卻沒有機會，被守衛告知，那人從車上搬下東西就走了。
連個謝字都沒說，沈青苗覺得很內疚，她的日記本上寫下了這樣的字，“雖然沒有看到是誰送的，但肯定是之前那位大叔，他對我們醫院的幫助這麼大，我居然沒有端碗水給他喝，沒有說一個謝字。他的藥讓我們迅速的救治了十幾個危重傷員，隨後又得以救治了四十多為繼續藥物的傷員。他雖然沒有在前線打仗，但他的功勳卻不遜色於任何計程車兵。”
別看聯軍在天空和人數上有著絕對的優勢，他們把婆羅洲軍打的很苦。
但實際上他們有苦自知，因為他們比對手更苦，他們的傷亡也遠大於守軍，這是戰前萬萬沒有想到的，甚至最核心，最嫡系的米國本土軍隊，也同樣面臨崩潰的危險。
湯姆在十一月中旬隨米軍第十空降師的一支尖刀連隊衝進了巴里託河上游一個被婆羅洲軍隊棄守的據點。
連長說這是過去二十四小時內聯軍攻下的第四座敵軍據點。
接著說，上頭命令繼續推進，下一個目標是一座標高二八零的制高點。
湯姆的戰友託尼·馬爾凱蒂，一個賓夕法尼亞州來的義大利裔小夥，在衝鋒時踩到了一枚木殼雷。
踏板觸發時過了零點幾秒藥室才被引爆，衝擊和破片把他的雙腿從膝蓋以下截斷了將近八英寸。雙腿斷面不是被炸斷的，是被爆轟環沿著脛骨和腓骨的橫截面整齊撕開的。
湯普森是第一個跑到他身邊的。託尼還沒有馬上死，他躺在地上，那雙腿只剩大腿中段以下不到三分之一有面板包裹，脛骨殘端戳出面板，粉白碎骨嵌在泥裡。雙眼睜得很大，瞳孔沒有渙散。他說：“湯姆，我好冷，我好冷......”
這是熱帶雨林，陽光明媚，但流乾了血的託尼卻被寒冷所籠罩。
湯姆握著他的手，說道：“醫務兵馬上就來，等下你就不冷了。”
然後翻開他的急救包，拿出裡面的嗎啡針就扎進他的大腿，但已經為時已晚。
託尼已經嚥氣了，他死前還一直在嘮叨，“我保衛了國家，我保衛了國家，告訴我的媽媽......”
直到最後，他那雙淺褐色的眼睛還睜著，虹膜蒙上了一層類似塵土的灰膜，湯姆替他把眼睛闔上了。
只是他陷入了迷茫，我們保衛了國家嗎？這裡離我們的國家萬里之遙，這裡沒有一個和我們長得一樣的族人，我們為甚麼這麼拼命的進攻這裡？
十一月之後他再也沒有跟任何人提起“保家衛國”這個詞。
旱季聯軍的傷亡在持續上升，每一波進攻都在陣地上留下更多屍體。
恐懼和仇恨在屍體堆上發酵，發酵後的恐懼和仇恨被轉移到每一個能找到的土著村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