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米比亞和波札那的暮色，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沉入黑暗。
在溫得和克，卡圖圖拉貧民窟的鐵皮屋頂在夕陽下反射著病態的紅光，像一片正在燃燒的廢墟。街道上的人越來越少了，不是因為搬走了，而是因為沒有新的人出生、沒有老人能活到白頭、沒有年輕人能保持清醒。工業膠水和航空燃油的瘟疫已經在這片土地上肆虐了太久，以至於人們開始習慣那種刺鼻的氣味，就像習慣死亡的腳步聲。瑪麗亞的小賣部早已關了門，鐵皮上用粉筆寫的“膠水10元”字跡被風沙磨得只剩下模糊的白色痕跡，像一塊墓碑上被歲月侵蝕的墓誌銘。坦杜維死了，凱博西死了，那些曾經蹲在牆根下把鼻子塞進塑膠袋裡的孩子們，大多數已經消失了——不是像蒲公英的種子那樣飄向遠方，而是像蠟燭的火焰那樣，被一陣風吹滅，連煙都沒有留下。
奈米比亞衛生部最後一次公佈的人口資料是在年初，那時候的數字是二百五十萬。但所有人都知道那個數字是假的。不是因為統計人員造假，而是因為他們統計不到那些不在登記簿上的人——那些死在廁所裡、死在臭水溝旁、死在老鼠啃食的角落裡的人，他們的名字被從活人名單上劃掉，卻沒有被加到死人名單上，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們是甚麼時候死的、死在哪裡、叫甚麼名字。到了年中，在籍人口已經跌破二百萬，而實際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可能不足一百八十萬。在溫得和克的街頭，你能感受到那種空曠——不是物理上的空曠，而是一種統計學上的空曠，像一間曾經住著十個人的房間，現在只有五個人在呼吸，但床還是那麼多，只是大部分床鋪已經空了。
波札那的情況更糟。這個曾經被西方經濟學家稱為“非洲奇蹟”的鑽石富國，在膠水、燃油和艾滋病的三重夾擊下，已經不再進行人口統計了。不是因為統計部門偷懶，而是因為數字太難看，難看到足以引發全國性的恐慌。據非官方估計，波札那的實際人口可能只有一百五十萬左右，比獨立時還少。哈博羅內的街頭，曾經熙熙攘攘的集市現在門可羅雀；弗朗西斯敦的礦場，曾經轟鳴的機器現在鏽跡斑斑；馬翁的旅遊營地，曾經擠滿了來看野生動物的歐洲遊客，現在只剩下風沙和空蕩蕩的帳篷。人們在街上走路的速度變慢了，不是因為悠閒，而是因為他們的大腦已經被甲苯和汽油中的鉛溶解了——反應遲鈍，步履蹣跚，像一群在沙漠中緩慢移動的殭屍。
但如果你從哈博羅內向北走，越過那個曾經無人問津的邊境地帶，你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奈米比亞和波札那的北部，靠近尚比亞和安哥拉邊境的地區，曾經是一片除了灌木叢和野生動物之外甚麼都沒有的荒原。沒有城鎮，沒有集市，沒有學校，沒有醫院，只有偶爾經過的走私者的足跡和偷獵者的彈殼。但現在，這片荒原上出現了一片又一片的定居點，像沙漠中的綠洲一樣，以一種違反自然規律的姿態，在紅土和灌木叢中生長出來。這些定居點不是帳篷營地，不是難民營，而是真正的、有模有樣的村鎮——有規劃整齊的街道，有鐵皮和磚混結構的房屋，有學校、診所、商店、甚至小型的加工廠。街道上人來人往，孩子們在空地上踢足球，婦女們在市場裡討價還價，男人們在田地裡或工地上勞作。這裡的一切都透露著一種在奈米比亞和波札那其他地區已經消失很久的東西——生機。
這是老鼠的生產建設兵團留下的駐軍。
老鼠已經帶著他的核心團隊去了西撒哈拉，開始了新一輪的“生產建設”——這個優雅的詞彙掩蓋了一個不那麼優雅的現實：在無人注意的角落裡，卡桑加勢力正在以殖民的方式擴張自己的版圖。但在奈米比亞和波札那北部，生產建設兵團的村落並沒有因為老鼠的離開而衰落，反而像野草一樣瘋長。那些從剛國、尚比亞、安哥拉、盧安達、蒲隆地、加彭、甚至蘇丹湧來的移民，不是零零散散地到來，而是一批又一批地、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地大規模聚集。他們乘坐破舊的卡車或長途巴士，穿越邊境，直奔這些早已規劃好的定居點。他們中有醫生、護士、教師、建築工人、農藝師、水管工、電焊工——都是生產建設兵團所需要的專業人才。他們帶著家屬，帶著行李，帶著從原居住地積攢下來的微薄積蓄，也帶著一種近似於宗教狂熱般的信念——非洲人民是一家。
這句話被印在每一批移民的“歡迎手冊”的扉頁上，被寫在每一個村鎮入口處的標語牌上，被刻在每一所學校教室的黑板上方。“非洲人民是一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一種組織原則、一種分配邏輯、一種身份認同。一個從盧安達來的護士，在奈米比亞北部的診所裡給一個本地孩子打疫苗，她不覺得這是“援助”或“慈善”，她覺得這是“一家人”之間該做的事。一個從剛國來的建築工人，在波札那北部的工地上和本地工人一起砌磚，他們抽同一包煙、喝同一壺水、罵同一個工頭，他覺得自己不是在“打工”，而是在“建設家園”。這種認同感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生產建設兵團的政治工作體系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灌輸和培育出來的。那些被派到基層的政治工作人員，每天和移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飯桌上講“非洲人民是一家”的故事，在篝火旁唱“非洲人民是一家”的歌曲，在田間地頭用最樸素的比喻解釋為甚麼一個統一的大非洲對每個人都是好事。
在這些故事中，最常被提起的名字是喪彪。
喪彪在南部非洲的軍事行動，被生產建設兵團的宣傳機器塑造成了一場“人民解放戰爭”。辛巴威、莫三比克、馬拉維的人民反抗政府的英勇事蹟，經過一遍又一遍的講述，變成了一套完整的英雄敘事：政府軍腐敗無能，叛軍替天行道；大財閥掠奪資源，新政權公平分配；舊秩序帶來飢餓和戰爭，新秩序帶來糧食和和平。喪彪的形象在這一次又一次的講述中被神化了——他不再只是一個軍事指揮官，而成為了一個符號、一個圖騰、一個所有受苦受難的人都能夠仰望的救世主。奈米比亞北部的生產建設兵團移民們聽著這些故事，眼睛裡閃著光，他們覺得喪彪代表了人民，代表了他們心中那個從未被實現的夢想——一個沒有飢餓、沒有膠水、沒有艾滋病的非洲。而那些土生土長的奈米比亞和波札那原住民，在經歷了政府多年來的漠視和剝削之後，也開始對這個遠方的英雄產生了樸素的崇拜。他們不知道喪彪長甚麼樣，不知道他說甚麼語言，不知道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但他們知道一件事：喪彪的人給了他們糧食，而他們的政府甚麼都沒有給。
生產建設兵團在奈米比亞和波札那北部的發展，以驚人的速度向南蔓延。從最初的邊境據點，到後來的村鎮網路，再到如今覆蓋兩國北部三分之一領土的實際控制區，這個過程只用了不到兩年。每一批新移民的到來，都伴隨著一套完整的村鎮體系的落地——醫療隊帶著藥品和疫苗，建築隊帶著工具和建材，教育團隊帶著課本和黑板，武裝安保團隊帶著輕武器和紀律。他們不是難民，他們是拓荒者。他們不是在逃難，他們是在建設。當他們在一個地方落腳，不出一個月，那裡就會冒出一間診所、一所學校、一個集市、一個民兵訓練場。不出三個月，那裡就會變成一個擁有數百甚至數千人口的繁榮小鎮，有電（雖然不穩定）、有水（雖然需要打井）、有食物（雖然配給制）、有秩序（雖然粗暴）。
這種速度和效率，讓奈米比亞和波札那的政府感到了一種徹骨的寒意。他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北部領土被一群說著斯瓦希里語和林加拉語的外來者蠶食，卻無能為力。他們的軍隊在膠水和燃油的侵蝕下已經虛弱不堪，他們的警察在貪汙和懶政中已經腐敗透頂，他們的官員在首都的辦公室裡吹著空調、喝著威士忌、看著衛星地圖上那些不斷向南蔓延的紅點發呆。他們不是不想阻止，而是不知道該怎麼阻止。派警察去？警察在路上就會被民兵攔截。派軍隊去？軍隊計程車兵自己都在吸膠水。搞外交抗議？國際社會根本不在乎這兩個人口加起來不到四百萬的小國發生了甚麼。
於是，當生產建設兵團的實際控制區在奈米比亞和波札那的北部蔓延到一定程度時，公投的提議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不是從外面強加的，而是從內部“自發”產生的——當然，這個“自發”是在政治工作體系長期的、精心的、不動聲色的引導下實現的。村鎮裡的老人、民兵中的骨幹、學校裡的老師、診所裡的護士，他們開始在自己的小圈子裡討論同一個問題：我們為甚麼要繼續聽命於那個遠在溫得和克或哈博羅內、連一袋玉米粉都發不出來的政府？我們為甚麼不加入那個能給我們的孩子提供食物和教育、能給我們的病人提供藥品和關懷的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討論變成了議論，議論變成了提議，提議變成了請願。一張又一張寫滿簽名的請願書從各個村鎮彙集到生產建設兵團的區域指揮部，又從區域指揮部傳到更高階別的決策者手中。請願書上寫著同樣的話：我們要求公投，我們要求加入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我們要求接受喪彪主席的領導。
沒有人知道那些請願書上的簽名有多少是真正的“自願”。但在這個時代，在這個被飢餓和絕望席捲的大陸上，“自願”的定義本來就模糊得像一團霧。一個母親在領救濟糧的時候被人遞過來一張紙，旁邊的人對她說“簽了這個就能繼續領糧”，她簽了——這是自願嗎？一個年輕人在民兵訓練場上被教官問“你願不願意加入獨立聯合體”，教官手裡拿著槍——這是自願嗎？一個老人在診所看病時，護士一邊給他打針一邊說“如果你支援公投，你的藥費就免了”，老人點了頭——這是自願嗎？也許不是。但當你連續幾個月沒有吃飽飯、沒有藥吃、沒有任何希望的時候，這種“非自願”的選擇，比政府給你的“自願”的飢餓要好得多。
公投在奈米比亞北部和波札那北部的生產建設兵團控制區同時舉行。沒有國際觀察員，沒有獨立媒體，沒有任何來自外部世界的監督。投票站設在每一個村鎮的廣場上，投票箱是木匠用邊角料釘的簡易木箱，選票是一張印著兩個選項的紙——“加入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和“不加入”。結果沒有任何懸念：百分之九十九點幾的投票率，百分之九十九點幾的贊成票。沒有人知道那百分之零點幾的反對票是誰投的，也沒有人關心。在投票結果公佈的那天晚上，生產建設兵團控制區的每一個村鎮都燃起了篝火，人們載歌載舞，慶祝“解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知道“解放”到底意味著甚麼，但他們知道，明天早上的救濟糧不會斷，孩子的學校不會關，病人還能領到藥——這就夠了。
訊息傳到溫得和克和哈博羅內時，兩國政府的反應是激烈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奈米比亞總統在電視講話中面色鐵青地宣佈：“公投是非法的、無效的，是國家分裂行為。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波札那總統的措辭更加強硬：“我們不會允許任何外部勢力在我們的土地上建立平行政權。那些參與公投的人，將被以叛國罪論處。”兩國政府的議會緊急透過了授權政府使用武力的決議，軍隊開始集結，準備北上“平叛”。
但他們的軍隊，已經不是幾十年前那支在獨立戰爭中驍勇善戰的軍隊了。
奈米比亞國防軍的總兵力約為五千人，但能實際投入作戰的不到一半。裝備老化，士氣低落，官兵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叛軍，而是膠水和燃油。在奧沙納地區的軍營裡，一個排計程車兵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定期吸食工業膠水；在卡萬戈地區的邊防哨所，士兵們用汽油和止咳糖漿熬過漫長的、無聊的、沒有希望的值班夜。軍官們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自己也在吸。軍紀的敗壞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當你的薪水連一袋玉米粉都買不起的時候，你很難要求士兵們保持軍紀。波札那國防軍的情況稍好一些——畢竟鑽石曾經帶來過財富——但“曾經”這個詞是關鍵。鑽石價格暴跌之後，軍費被一砍再砍，士兵們的薪水被拖欠，裝備得不到維護，訓練被取消。駐守在北部邊境的部隊，有些連隊已經三個月沒有發薪水了，士兵們在軍營裡種菜、養雞、甚至開小差去城裡打工。當命令下達要北上“平叛”時，士兵們的第一個反應不是“準備戰鬥”，而是“有沒有額外補貼”。
儘管如此，兩國政府還是硬著頭皮派出了部隊。奈米比亞從溫得和克和戈巴比斯抽調了兩個步兵營，加上一些支援部隊，總兵力約一千二百人，由一名准將指揮。波札那從哈博羅內和弗朗西斯敦抽調了一千人的部隊，包括一個裝甲連——六輛老舊的法國產潘哈德裝甲車。兩國政府沒有協調行動，而是各自為戰，這注定了他們的失敗。
生產建設兵團的武裝安保團隊，雖然名義上是“安保”，但底子是卡桑加的老兵。
這些人不是普通的民兵。他們是第四集團軍中抽調出來的精英，在剛果的叢林裡、在蘇丹的沙漠裡、在中非的草原上打過仗，有豐富實戰經驗。他們的武器不是生鏽的AK，而是從卡桑加勢力的軍火庫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包括行動式反坦克導彈、大口徑狙擊步槍、先進的夜視裝置。他們的指揮體系是現成的，通訊裝置是加密的，戰術訓練是與剛國正規軍同步的。在奈米比亞北部和波札那北部的生產建設兵團村落裡，這些老兵分散駐紮，平時帶領移民們搞生產建設，戰時則迅速集結成作戰單位。
當兩國的政府軍開始向北移動時，生產建設兵團的指揮部已經透過情報網路知道了他們的一舉一動。
奈米比亞政府軍最先出發。一千二百名士兵乘坐軍用卡車，沿B1公路北上，目標是奪回被生產建設兵團控制的重鎮奧沙卡蒂。車隊在公路上綿延數公里，揚起的塵土像一條黃色的巨龍。指揮官在指揮車裡嚼著乾糧，對副官說：“速戰速決。”他不知道的是，生產建設兵團的偵察兵已經在公路兩側的山丘上埋伏了整整兩天。他們沒有使用無線電，而是用旗語和信鴿傳遞資訊——這是老鼠在訓練他們時就定下的規矩，在無線電可能被監聽的情況下，用最原始的方式保持通訊。
伏擊發生在奧沙卡蒂以南約四十公里處的一個狹窄山口。
B1公路在這裡穿過兩座低矮山丘之間的谷地，兩側是佈滿岩石和灌木叢的緩坡。奈米比亞政府軍的車隊完全暴露在這段谷地中，沒有任何掩護。當第一輛卡車進入谷地、最後一輛卡車也駛入射程時，山丘上突然響起了密集的槍聲。不是胡亂掃射，而是精準的點射和短點射——每一發子彈都朝著駕駛艙、輪胎、引擎蓋飛去。第一輛卡車的引擎被擊穿，冒出一團白煙，歪歪扭扭地橫在路中間；最後一輛卡車的輪胎被擊爆，車體打滑，斜著撞上了路邊的岩石。整個車隊被堵在了谷地裡，前後動彈不得。
奈米比亞計程車兵們跳下卡車，試圖尋找掩護。但公路兩側是開闊地，最近的掩體也在幾十米外。生產建設兵團的狙擊手們從山丘上居高臨下，一個一個地射殺那些試圖衝鋒的軍官。指揮官的指揮車被一發榴彈擊中，通訊裝置當場報廢。副官在電臺裡聲嘶力竭地呼叫支援，但沒有人能回答他——因為所有帶軍銜的軍官都已經成為了狙擊手的目標。戰鬥持續了不到一個小時。奈米比亞政府軍的一千二百人中，當場陣亡者超過兩百，傷者近三百，其餘的人扔下武器，舉起雙手，從公路兩側的灌木叢中走出來投降。那六輛潘哈德裝甲車，在被反坦克導彈擊毀了兩輛之後，剩下的四輛調頭就跑，駕駛員把油門踩到底，不顧路上是否有自己人的屍體，一路狂奔回了南方。
生產建設兵團在這場伏擊中的傷亡，不到三十人。
訊息傳到溫得和克，總統府一片死寂。國防部長在緊急會議上說：“我們低估了他們。”總統沒有說話。他在想一個問題：靠甚麼守住首都？
波札那政府軍的命運更加悲慘。
他們沒有走公路，而是試圖穿越灌木叢，從東側迂迴包抄生產建設兵團的據點。但在那片無邊無際的、沒有道路、沒有地標的荒漠中，一千人的部隊很快就在導航失靈、補給中斷、士氣崩潰的三重打擊下散了架。士兵們開始開小差，有的人趁夜色溜走，有的人直接把武器賣給走私販子換路費回家。當生產建設兵團的偵察兵終於和他們接觸時，這支千人大軍已經只剩下不到六百人，而且大多數人已經連續兩天沒有吃飯了。一位參加過波札那獨立戰爭的老兵在機槍陣地上說：“我以前打仗是打不過就跑，現在跑都跑不動了。”
生產建設兵團的指揮官沒有選擇伏擊，而是選擇了一場正面突擊。兩百名老兵在夜間悄無聲息地接近波札那政府軍的臨時營地，在黎明時分發起了突襲。沒有警告，沒有喊話，只有子彈和手榴彈。波札那計程車兵們從睡夢中驚醒，有的連褲子都沒穿就往外跑，有的摸索著找槍卻發現彈匣不知道扔在了哪裡，有的乾脆趴在地上不敢動。戰鬥只持續了不到二十分鐘，波札那政府軍就停止了抵抗。營地裡到處都是丟棄的武器、彈藥、揹包、軍靴，還有幾面被踩爛的國旗。指揮官找到了那個帶隊的中校，問他：“你的任務是甚麼？”中校舉起雙手，聲音顫抖：“我不知道。我只是服從命令。”指揮官看著他，搖了搖頭，沒有說話。他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對一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打甚麼仗的敵人，任何語言都是多餘的。
奈米比亞政府軍主力被殲滅的訊息傳開後，生產建設兵團指揮部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不等對方喘息，直接攻入首都。
從奧沙卡蒂到溫得和克，距離約五百公里。按正常行軍速度，至少需要三天。但生產建設兵團沒有用三天，他們用了兩天多一點。因為他們沒有攜帶重型裝備，只帶了輕武器和足夠的彈藥；他們不是坐在卡車裡慢慢開，而是乘坐從當地徵用的大巴和貨車，日夜兼程；他們不是在打一場正規戰爭，而是在進行一場武裝遊行——因為沿途已經沒有任何有組織的抵抗力量了。奈米比亞國防軍的主力要麼被殲滅，要麼潰散，剩下的部隊龜縮在軍營裡，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出來迎戰。
生產建設兵團的第一批車輛進入溫得和克時，是下午三點。太陽斜掛在西邊的天空，把整座城市染成了橙黃色。街道上空蕩蕩的，商店關了門，窗戶緊閉，只有幾隻在垃圾堆裡翻找食物的野狗在街角張望。人們躲在家裡，聽著外面的動靜。當那一排排載著武裝人員的大巴和卡車轟鳴著駛過市中心時，有人從窗簾的縫隙中偷偷張望，看到車上的人穿著土黃色的制服，戴著黑色貝雷帽，手裡握著步槍，表情嚴肅得像是在參加一場葬禮。但他們沒有開槍，沒有搶劫，沒有騷擾平民。他們只是佔據了總統府、國防部、電視臺、電臺、警察總局、中央銀行等重要目標，然後透過廣播向全城宣佈：“奈米比亞政府已經不復存在。從今天起，奈米比亞加入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所有市民保持正常生活，不要恐慌，不要外出，等待進一步通知。”
溫得和克的市民們在收音機裡聽到這個訊息時，反應出乎意料地平靜。不是因為勇敢，而是因為他們已經麻木了。膠水、燃油、飢餓、疾病——他們經歷了太多災難，已經沒有甚麼能讓他們感到震驚了。換一個政府，也許比現在好一點？也許更差？不管怎樣，至少他們不用再聽那個只會說空話的總統發牢騷了。
波札那的情況類似，但更加平靜。
生產建設兵團的南進分隊從北部邊境出發，沿著A1公路一路南下，經過帕拉佩、馬哈拉佩，直逼哈博羅內。沿途的城鎮幾乎沒有任何抵抗——不是因為政府軍不想抵抗，而是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士兵可以派了。那一千人的部隊被擊潰後，波札那國防軍只剩下不到兩千人，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軍營裡，根本無法集結。指揮官們開會討論了整整一天，結論只有一個：守不住。與其讓士兵們去做無謂的犧牲，不如……他們沒敢說出那個詞，但他們的行動已經表明了一切。當生產建設兵團的車隊到達哈博羅內北郊時，國防部長親自打電話到生產建設兵團指揮部，表示“願意就和平移交權力進行談判”。生產建設兵團的指揮官回答：“沒有談判。接受投降。”
國防部長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說：“我們投降。”
生產建設兵團的車隊進入哈博羅內時，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士兵們坐在車上，看著這座曾經被稱為“非洲奇蹟”的城市。市中心的商業區，玻璃幕牆的高樓在陽光下反射著刺眼的光，但街面冷冷清清，行人寥寥無幾。那些高樓裡有不少已經空了——公司倒閉，外資撤離，辦公室變成了流浪漢的臨時住所。鑽石曾經給這座城市帶來的繁榮，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樓，美麗而短暫。車隊停在議會大廈門口，士兵們下車，列隊，整齊地走上臺階，推開了大門。議會大廳裡空空蕩蕩，議員的座椅上積滿了灰塵。他們在主席臺上掛起了一面旗幟——不是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的旗幟，而是一面更簡單的旗，黑色底，金色獵鷹，獵鷹的爪子裡握著彎刀。這個時刻，它被解讀為“非洲人民是一家”的象徵。
在奈米比亞和波札那的首都相繼“解放”後，生產建設兵團的指揮部在兩地同時舉行了簡短的新聞釋出會。沒有電視直播，只有幾個本地記者和少數外國通訊社的駐站記者。發言人的措辭幾乎一模一樣：“應奈米比亞/波札那北部廣大人民的公投請求，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決定接受奈米比亞/波札那加入聯合體。兩國原政府已不復存在，聯合體將派遣臨時行政團隊接管兩國政務，保障人民生活秩序，推動重建工作。喪彪主席向兩國人民致以親切問候，並表示聯合體將竭盡全力為兩國人民提供糧食、醫療、教育等基本服務。”
喪彪本人沒有出現在任何釋出會上。他在穆埃達，正忙於協調辛巴威、莫三比克、馬拉維前線的戰事。但奈米比亞和波札那的訊息讓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站在教堂那張用彈藥箱和木板拼成的辦公桌前，看著牆上那張巨大的南部非洲地圖，看著那片新塗上紅色的區域——奈米比亞和波札那的北部已經紅了大半，現在連首都都紅了。他的副官輕聲說：“主席，現在我們實際控制的人口，已經超過兩千萬了。”
喪彪沒有說話。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支菸，點著，深吸一口，煙霧從他鼻腔裡噴出來，在昏暗的燈光下慢慢散開。他的目光從地圖上移開，望向窗外。窗外是穆埃達的紅土街道，幾個孩子在踢一個癟了的足球，笑聲在悶熱的空氣中顯得格外清脆。他想起自己小時候在剛果的村莊裡，也是這樣踢球的。那時候他不知道甚麼是戰爭，甚麼是政治，甚麼是權力。他只知道踢球很快樂。
現在他知道了很多事情，但他不太確定自己是否比以前更快樂。
“兩千萬人。”他低聲重複了一遍這個數字，像是在掂量它的重量。然後他掐滅了煙，轉身回到辦公桌前，拿起筆，開始批示下一批物資的分配方案。
生活就是這樣，不管你是英雄還是惡棍，總有人等著你決定他們明天的早飯。
在溫得和克和哈博羅內的街頭，生產建設兵團的移民們正在和本地原住民一起，清理廢墟、分發糧食、搭建臨時診所。一個從盧安達來的女護士蹲在地上，給一個奈米比亞老人量血壓。老人問她：“你們為甚麼來幫我們？”女護士笑了笑，說：“因為非洲人民是一家。”老人沒聽懂，但他看到女護士的笑容，看到自己胳膊上那個乾淨的血壓計綁帶，看到遠處正在卸貨的卡車上那些寫著“糧食”的大袋子，他覺得，不管這句話是甚麼意思，至少比他在政府醫院裡聽到的那句“沒藥了，回家等死”要好得多。於是他笑了，用顫抖的手握住女護士的手，說：“謝謝。”
那是奈米比亞和波札那被納入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的第一天。
沒有人知道未來的路會怎樣。但至少在今天，在這片被膠水和燃油肆虐了太久的土地上，有糧食，有藥，有希望——哪怕那希望是假的，也比真的絕望要好。
喪彪站在穆埃達教堂的門口，看著夕陽沉入大西洋的方向。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長很長，像一根黑色的指標，從剛果指向南非，從大西洋指向印度洋。他的身後，是一個正在誕生的帝國；他的面前，是無數等待被拯救或征服的靈魂。
風吹過紅土大地，捲起一片塵土。在那片塵土中，隱約可以聽到有人用斯瓦希里語唱歌，唱的是“非洲人民是一家”。曲調很簡單，歌詞很樸素，但在這片被撕裂、被掠奪、被遺忘的大陸上，它比任何國歌都更能打動人心。因為在這片大陸上，人們已經聽夠了那些關於民族、主權、獨立的美麗謊言。他們想要的是糧食、是藥、是孩子能活到長大、是老人能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陽。
這些東西，喪彪正在給他們。
方式也許不溫柔，手段也許不光彩，但效果是真實的。
真實到奈米比亞和波札那的人民，願意在公投中寫下那個“贊成”的勾。
真實到那些從剛果、盧安達、蒲隆地、蘇丹遠道而來的移民，願意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紮根、建設、戰鬥、死亡。
真實到喪彪自己，也開始相信那個他曾經只是奉命傳播的口號——非洲人民是一家。
也許不是真的是一家人。但在這片被世界遺忘的大陸上，能夠假裝是一家人，已經比孤獨地餓死要好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