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東非的蒲隆地在無聲的置換中逐漸納入軌道時，季博達的目光和卡桑加體系的觸角，早已投向了更遙遠的西非大陸。這一次的目標，是坐擁豐富鋁土礦、鑽石和黃金資源，卻長期陷入政治動盪與貧困的幾內亞。這個國家的政治環境，用國際觀察家們謹慎的外交辭令來形容，正處於一個 “充滿不確定性的過渡期” 。而用卡桑加情報部的內部評估來說，則是 “權力真空，多方角力，滲透成本最低的視窗期” 。
上一次軍事政變的硝煙似乎還未完全散去，名義上的軍政府承諾向文官統治過渡，但過程舉步維艱。首都科納克里的權力走廊瀰漫著猜忌，軍方內部派系林立，前政客們蠢蠢欲動卻又畏懼槍桿子，民眾對改善生活的渴望在物價飛漲和就業低迷中轉化為日益增長的失望與街頭怨氣。外國礦業公司小心翼翼地維持著生產，同時將大量利潤轉移出境，留下被破壞的環境和微薄的本地就業。這是一個被內部撕裂、又被外部覬覦的典型西非國家，如同一塊被潮水反覆沖刷、根基已然鬆動的礁石。
奉命潛入這片“沃土”的，是十三太保中排行第三的“幽靈”——三太保，阿爾法。他是瑪蒂娜的第三個兒子，今年剛滿十三歲。與兄長阿索隆（大太保）的冷峻早熟不同，阿爾法在卡桑加時期的童年記憶中，混合著母親在宴會上的周旋、在顛沛商隊中的算計、以及在卡桑加內部資源爭奪中的冷酷教育。他是在“交易”中長大的孩子，精通評估價值、發現弱點、進行交換。這種特質，結合卡桑加體系嚴苛的軍事與特戰訓練，讓他成為執行滲透與扶持代理人任務的絕佳人選。三個月前，他以一個“流亡富商尋求礦業投資保護”的私生子身份，帶著少量但精幹的“安保團隊”（實為暗影骨幹）和充沛的啟動資金（來自卡桑加的秘密賬戶），悄然進入了幾內亞東南部叢林地區。那裡是幾內亞政府控制力最薄弱的地帶，盤踞著多股大大小小的反政府武裝、土匪和走私集團。
阿爾法的任務很明確：利用混亂，整合甚至創造一股“反政府武裝”，並迅速將其扶持到足以威脅科納克里的程度，為後續行動創造條件。他得到了來自剛國北部半耳第一軍的遠端支援承諾——必要時的軍火補給、資金輸送，以及最關鍵的情報共享和戰略指導。
三個月：叢林中的“交易”與崛起。
阿爾法沒有像傳統軍閥那樣急於拉隊伍、打地盤。他首先做的，是研究。他派出手下偽裝成礦產收購商、草藥醫生、甚至傳教士，深入到各個武裝團伙和部落村落中，收集情報：誰是頭目，他們為何反抗（是真的有政治訴求，還是僅僅為了搶劫），他們內部有何矛盾，他們最需要甚麼（是武器、藥品、錢，還是外部認可），他們的活動範圍、藏身地、補給線……
然後，他開始“做買賣”。他選擇了一個在當地有一定聲望、但裝備極差、正在被政府軍圍剿的小型反政府武裝“自由幾內亞陣線”（FGL）作為首個交易物件。在一個暴雨夜，他帶著幾名護衛，“偶然”闖入了FGL的隱蔽營地。面對驚疑不定的槍口，年僅十三歲的阿爾法表現得異常鎮定。他沒有亮出武器，而是開啟隨身攜帶的箱子，裡面是嶄新、油光鋥亮的AK-47步槍和充足的彈藥。
“我不是你們的敵人，”他用流利的法語（夾雜著刻意模仿的西非口音）說道，聲音尚帶童音，卻有著不容置疑的冷靜，“我是來談生意的。政府軍的一個巡邏隊明天會經過北面的峽谷，他們有三輛卡車，押送著給你們‘準備’的給養——更多的武器，還有藥品和食品。情報、路線、甚至他們換崗的時間漏洞，我都可以提供。作為交換，這批貨物，我要三分之一，並且，我需要借用你們的名號和這片區域的活動許可，進行我自己的‘礦產考察’。”
FGL的頭目，一個臉上有刀疤、自稱“薩霍”的前礦工，將信將疑。但武器的誘惑和生存的壓力太大了。他同意了。
第二天，伏擊異常順利，簡直像是政府軍配合著把物資送上門。FGL獲得了夢寐以求的裝備和補給，士氣大振。阿爾法則得到了他想要的“份額”，以及更重要的——初步的信任和一塊活動基地。他沒有拿走最好的武器，而是選擇了部分藥品和通訊器材，這進一步贏得了薩霍的好感。
這只是開始。接下來的幾周，阿爾法利用第一軍情報系統提供的精準資訊，連續“指點”FGL成功進行了幾次針對薄弱政府軍哨所和走私車隊的行動，每次都收穫頗豐。阿爾法自己則利用“礦產考察”的掩護，用帶來的資金從黑市購買了更多武器，並開始以“僱傭”和“提供保護”為名，悄悄招募一些失地農民、失業青年和少數對政府極度不滿的前士兵。他招募的標準很奇特：不單純看是否彪悍，更看重是否服從命令、是否有一技之長（哪怕只是會開車或修理機械）、是否家庭負擔重（這意味著更容易控制）。他用的是卡桑加改造營那套篩選和初期訓練的方法，只不過披上了“為自由而戰”的外衣。
同時，他開始在FGL內部進行悄無聲息的“交易”和滲透。他用額外的彈藥、金錢，甚至承諾未來在“新幾內亞”的職位，收買拉攏薩霍手下的一些中下層頭目。他提供遠超當地水平的醫療救助（隨隊有受過卡桑加訓練的醫護兵），救治傷員，贏得了普通士兵的感激。他還“幫助”FGL與其他幾股勢力進行“調解”，在調解過程中，憑藉其超越年齡的冷靜分析和看似公允的提議，逐漸樹立起一種超然的、智慧型的權威形象。
薩霍起初對這種變化感到不安，但阿爾法帶來的勝利和實利讓他難以割捨，而且阿爾法始終對他保持著表面上的尊重。直到一次“意外”，薩霍在追擊一股逃敵時，踩中了“遺漏”的地雷重傷身亡。阿爾法在眾人悲憤而茫然之時，挺身而出，冷靜地指揮部隊擊退了聞訊趕來的政府軍小股部隊，並拿出了“薩霍兄弟”臨終前“託付”他繼續領導隊伍的“遺言”（一份偽造的錄音和手印）。憑藉幾個月的鋪墊和此刻展現出的能力，加上早已收買的核心頭目的支援，年僅十三歲的阿爾法，竟然戲劇性地接過了“自由幾內亞陣線”的領導權，並將其改名為“幾內亞人民復興陣線”（FPRG），賦予了更宏大、更模糊的政治口號。
接下來的兩個月，是FPRG的急劇膨脹期。阿爾法將卡桑加的組織模式和訓練方法（簡化版）引入，嚴明紀律，強化訓練，建立了一套雖然原始但有效的指揮和後勤體系。他繼續利用第一軍的情報優勢，精準打擊政府軍軟肋，同時避免與主力硬拼。他打出“反對腐敗軍政府”、“資源屬於人民”、“建立真正民主”的旗號，吸引了不少對現狀失望的民眾和知識分子暗中同情甚至投奔。更重要的是，半耳的第一軍開始透過隱秘的走私通道，向FPRG輸送更具威力的武器，如火箭筒、迫擊炮，甚至少量反坦克導彈。這些裝備在幾內亞的衝突中堪稱“大殺器”。
三個月的時間，阿爾法——三太保，從一個潛入的陌生人，變成了手握超過八千名訓練有素、裝備精良（以當地標準而言）士兵的叛軍首領，當然這八千人裡有很大一部分是半耳的第一軍主力。他的部隊控制了幾內亞東南部大片叢林和礦產區域，切斷了數條重要的物資通道，對首都科納克里形成了實質性的軍事壓力。而此時的幾內亞政府軍，總兵力尚不足五千，且分散駐防，裝備老舊，士氣低落，高層腐敗和內部傾軋嚴重。力量的對比，在不知不覺中已然傾斜。
當東邊的二太保完全控制蒲隆地的訊息透過加密頻道傳來時，阿爾法知道，他的舞臺幕布也該拉開了。幾內亞的“傳統”給了他所需要的藉口——這個國家確實“流行”軍事政變。
他沒有選擇漫長的圍城或消耗戰。計劃簡單而直接：利用首都科納克里對東南部威脅日益增長的恐懼和內部混亂，發動一次快速、決定性的突擊，中心開花，一舉癱瘓神經中樞。
行動日。凌晨四點，科納克里的大部分地區還沉浸在睡眠中。FPRG的主力約六千人，在夜色的掩護下，早已運動到首都東、南兩個方向的郊區預設陣地。他們得到了第一軍情報人員提供的詳盡城防圖、巡邏路線和守軍換崗時間。與此同時，超過兩百名最精銳的、由阿爾法親自挑選訓練的突擊隊員（多為暗影骨幹和最早招募的亡命之徒），分成二十多個小組，利用偽造證件、收買的線人、甚至下水道，早已滲透進入市區，潛伏在總統府、國防部、國家廣播電臺、陸軍司令部、警察總部等關鍵目標附近。
凌晨四點三十分，阿爾法在城外指揮部發出了訊號。
滲透小組同時發難。總統府的守衛被無聲弩箭和淬毒匕首清除關鍵崗哨後，突擊隊炸開側門蜂擁而入。國防部大樓的通訊中心首先被火箭彈擊中，陷入火海和癱瘓。廣播電臺被控制，開始迴圈播放阿爾法預先錄製的“告全國人民書”，聲音依舊帶著少年的清亮，內容卻充滿不容置疑的權威，宣佈“腐敗無能的軍政府已被推翻”，“FPRG為拯救國家而採取必要行動”，“呼籲軍隊和警察放下武器，加入人民陣營”，“保證所有外國人員和財產安全”。
城外的FPRG主力同時向幾個預設的軍營和交通樞紐發動了猛烈進攻。他們的火力遠超政府軍預料，火箭彈和迫擊炮像長了眼睛一樣砸在軍營的彈藥庫、車庫和指揮所。許多政府軍士兵剛從睡夢中驚醒，就發現營地已被包圍，通訊中斷，長官不知所蹤，抵抗意志迅速崩潰。
戰鬥，如果還能稱之為戰鬥的話，呈現出一邊倒的態勢。政府軍的反應遲緩而混亂。部分忠誠部隊試圖組織反擊，但在FPRG有組織的火力點和突擊小組的配合打擊下，很快被分割擊潰。更多計程車兵選擇了逃跑或投降。到了上午十點，科納克里市內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抵抗基本停止。槍聲變得零星，主要街道上出現了FPRG的巡邏隊和裝甲車（部分是從政府軍手裡繳獲後立刻投入使用的）。阿爾法在嚴密護衛下，乘車進入市區，沿途看到的是驚恐的市民、燃燒的車輛廢墟和成群結隊被押送的俘虜。
到了下午三點，總統府上空升起了FPRG的旗幟（由阿爾法設計，融合了幾內亞傳統圖案和卡桑加的匕首閃電元素）。阿爾法站在總統辦公室的陽臺上，對著下面聚集的少數大膽市民和大量他計程車兵，發表了簡短的勝利演講，宣佈成立“幾內亞全國臨時拯救委員會”，自任主席。他承諾儘快恢復秩序，舉行大選，並保障所有合法外國投資。
一天，僅僅一天。一個十三歲的少年，憑藉外部支援、精準情報、內部滲透和超越年齡的冷酷算計，幾乎複製了其兄長在盧安達的成功模式，以極小代價完成了對首都的軍事控制。速度之快，讓許多國際觀察家和周邊國家都措手不及。
然而，就在阿爾法和他的參謀們開始著手清理殘餘抵抗、接管政府機構、安撫外國使團，並準備向季博達報捷時，一個他們預案中有所考慮但認為機率不高的“意外”發生了。
幾內亞軍政府（或者說，前軍政府的殘餘核心力量）並沒有完全被一網打盡。總統和國防部長雖然在突襲中被俘，但一位負責南方軍區、素來與總統不睦、因此被“發配”到邊境的強硬派將軍——迪亞洛將軍，在政變發生時正巧在南部城市恩澤雷科雷視察。他透過尚未完全中斷的軍用通訊網路，驚恐但迅速地瞭解了首都的淪陷。迪亞洛將軍與科納克里的文官政客和部分羸弱同僚不同，他出身行伍，作風強悍，控制著幾內亞相對最完整、戰備程度也最高（得益於毗鄰賴比瑞亞和獅子山邊境，常年有小規模衝突）的南部軍區部隊，大約有一千五百人。
迪亞洛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驚慌失措或猶豫觀望。他立刻切斷了與“首都叛軍”的一切聯絡，宣佈不承認“偽委員會”，並緊急召集了手下的軍官。他深知憑藉自己手中的兵力，反攻科納克里無疑是自殺，困守南部也遲早會被阿爾法整合力量後剿滅。他需要一個強大的外部干預者。
他的目光，投向了南方的鄰國——加彭。
加彭與幾內亞關係一向複雜，既有歷史糾葛，也存在資源競爭。更重要的是，加彭長期由穩定的親法政權統治，擁有相對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中西非地區而言），其軍隊接受歐洲陸軍第一強國訓練和裝備，並有法國軍事基地存在。迪亞洛判斷，加彭，或者說加彭背後的歐洲投降最快的國家，絕不會坐視一個由“來歷不明的少年叛軍頭目”掌控、且明顯有外部勢力（他懷疑是剛國，但無法確定）支援的政權在幾內亞出現，這會影響法國在地區的傳統影響力和加彭的安全感。
在首都陷落僅僅十二小時後，迪亞洛將軍透過加密的外交通道，向加彭首都利伯維爾發出了緊急求援信。信中，他將阿爾法的FPRG描繪成“受國際恐怖主義和外部擴張勢力支援的極端武裝”，稱其政變手段殘忍，意圖在幾內亞建立“反西方、反地區的非法政權”，嚴重威脅幾內亞人民福祉、地區穩定和所有鄰國（特別是加彭）的安全。他以“幾內亞合法政府唯一殘存的權威代表”身份， “懇請” 加彭政府 “基於兩國傳統友誼和共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的責任” ，立即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包括但不限於軍事支援、外交聲援和緊急物資，以 “協助幾內亞恢復憲法秩序，驅逐外國勢力代理人” 。
這封求援信，像一塊投入平靜池塘的石頭，瞬間在西非乃至更廣泛的國際外交圈激起了漣漪。加彭政府的態度變得至關重要。而遠在剛國和盧安達的季博達與阿索隆，也將很快收到這份意外的“戰報”。十三歲少年軍閥的“一日政變”，似乎撞上了一堵意想不到的牆。西非的棋盤上，一顆新的棋子帶著意外的訴求落下，遊戲進入了更復雜、也更危險的下一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