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低著頭，眼淚滴落在王滿銀的腳背上，燙得他心裡一緊。
“王幹部，”她聲音很輕，平平靜靜的，像在說旁人的事，又像說給自己聽“六八年冬天，我十歲。”
窯裡很靜，只有她低低的聲音。
“那時候我奶奶還在。我爹天天被拉去批鬥、勞改，我娘那點工分，養不活一家人，都挨著餓。
大年三十，下大雪，屋裡冷得跟冰窖一樣，家裡一點吃的都沒有。我媽把缸底掃了一遍，掃出幾顆米粒籽，煮了一鍋湯，一人喝一碗，就睡下了。餓得睡不著，肚子咕咕叫，我就聽外頭風颳得呼呼響。”
她擦完一隻腳，又輕輕換上另一隻。
“半夜，有人敲門。全家嚇得不敢開，怕是又來揪人的。後來聽見是我姑的聲音，才敢開門。姑媽站在門口，身上全是雪，眉毛都白了，提著一袋紅薯。
她說，她下午才敢從公社出發，三十里地，雪太深，走不動，走到半夜才到。”
郝紅梅抬起頭，看著王滿銀。淚還在流，但她臉上沒哭相，就那麼平靜地說。
“我們趕緊煮了紅薯，吃飽了，奶奶說想喝水。我姑攔著，說不能喝，喝了會撐死。”
郝紅梅的聲音頓了頓，毛巾在王滿銀腳背上輕輕按了按。
“我奶奶說，好久沒吃飽過了，死了也值。”
“我姑抱著奶奶，哭得不成樣子。我也哭，我媽也哭，就我爸不哭，他坐在灶火跟前，一直燒火，燒得滿臉都是灰。”
她說得平靜，沒有哭喊，沒有控訴，可那股從骨頭縫裡滲出來的苦，灌滿了整孔小窯。
王滿銀坐在炕沿，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腳底下的毛巾溫軟，耳邊的聲音輕淡，可他分明看見那個大雪紛飛的年夜，看見餓得發昏的一家人，看見三十里冰天雪地裡，一個女人提著半袋紅薯，一步步往回挪。
那不是故事，是這姑娘刻在命裡的疤。
郝紅梅把他兩隻腳都擦得乾乾爽爽，才慢慢站起身，把毛巾疊好，放在盆沿。
她垂著眼，沒敢再看王滿銀，只是輕輕說了一句：“王幹部，你是……除了我姑，第一個真心待我們家的人。”
說完，她端起木盆，輕手輕腳往外走。
門簾落下，把油燈的光隔在裡面，把黑夜擋在外面。
窯裡又只剩下王滿銀一個人，炕桌上的圖紙還攤開著，鉛筆滾到一邊。
他望著門簾，久久沒動。
窗外的風還在塬上吹，帶著黃土的涼。遠處水泥廠方向一片漆黑，只有廠門口那盞燈，還在黑夜裡一明一暗。
王滿銀輕輕嘆了口氣，把腳收上炕，重新拿起鉛筆。
燈光下，那些數字和線條，比剛才更清晰了幾分。
他不是在算技改，不是在算產量，是在算一條能讓人活下去、活得像個人的路。
郝紅梅是在星期天晌午過後動身回公社中學的。
這兩天半假，她覺著比過去十幾年都長，也都短。長的是心裡頭那點剛冒出來的東西，軟乎乎、暖烘烘的，撐得人胸口發滿。
短的是日子一晃就到了頭，她還沒把王幹部的話在心裡嚼爛，就得揹著口糧回學校了。
這幾天，王幹部的活她幾乎全包了。天不亮就爬起來，先把灶膛點著，燒好熱水，等王幹部起床後好洗漱。
水不燙不涼，正好洗臉。他換下的衣裳，她趁晌頭日頭旺，搓洗得乾乾淨淨，晾在崖畔的酸棗枝上，幹了就疊得方方正正，壓在他炕角。
衣裳磨破的袖口、開線的褲縫，她的手藝是極好的，一針一線縫得齊整，針腳細得像螞蟥。
她從不大聲說話，也不往跟前湊，安安靜靜站在邊上，等著搭手。
王幹部伏案算圖紙時，她就輕手輕腳把炕掃一遍，把油燈芯剪亮。他夜裡算賬算得遲，她就蹲在灶房，把玉米麵饃熥得暄軟，再溫一碗白開水，端過去給他充飢。
感激這東西，在郝紅梅這樣的人家，從來不是哭天搶地的道謝，是一碗熱飯、一盆溫水、一床乾淨被褥，是不給人添一點亂的本分。
中午，陪父母吃完中飯後，她把碗筷收拾利索，灶臺擦得鋥亮，又把王幹部住的那間小窯仔細掃了一遍，掃帚壓得很低，連炕蓆底下都掃得乾乾淨淨。
做完這些，她才回到自己正窯，把那個帆布書包開啟，重新歸置裡面的東西。
書包是姑媽去年給的，上初中了，得有個像樣的書包，雖是舊的，邊角磨出了毛邊，但她也甚是愛惜，裡面不只裝了書本，還有一些女孩子常用的零碎東西。
父親把自家縫的兩口粗布口糧袋提了過來——，裡面有十斤高粱面，十斤玉米麵，都用面袋分裝著，紮緊了嘴。
鹹菜疙瘩用籠布包了，塞在裝有玉米麵口糧袋最上頭。
兩個口糧撐得鼓鼓囊囊，她掂了掂，比往常的口糧，十來斤紅薯和四五斤高梁面的體積小了些，份量卻沉了些。
這二十斤口糧，她得用木扁擔，挑著去公社，三十多里的路，一點都不累的。
這些糧食，玉米麵是王幹部帶來的口糧裡分出來的，高梁面是她爹新分的。
王幹部說得明白，在郝家住的這些天，伙食費、柴火錢，該給的一分不能少。可郝紅梅心裡清楚，那些白麵饃、玉米麵，哪一樣不是人家幹部故意多給了些，才落到她碗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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