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就是視覺上的‘標誌性’與‘陌生化’。”嬴子慕伸出第三根手指，
“清朝的官服，尤其是電影裡常用的那種補服，帶方形補子、暖帽帶有頂珠和翎羽、朝珠的搭配，造型獨特，與漢人傳統的寬袍大袖截然不同。
對於以漢族觀眾為主的香港市場來說，這種服飾本身就帶有一定的異族性、壓迫感和陳舊感。
當它被穿在一具面容枯槁、面板慘白、動作僵硬的‘屍體’身上時，那種違和感與恐怖感會被加倍放大。
‘官服’所代表的秩序、權威，與‘殭屍’所代表的混亂、死亡，形成了強烈的諷刺與反差。
而且，清朝官服是用青、黑、藍等深色調，僵硬的輪廓，也非常符合人們對‘屍體’、‘棺木’的陰暗想象。”
飛廉這時也從捂臉狀態恢復過來，沉吟道：
“原來如此。服飾本為威儀之表，若附於朽惡之軀，則威儀化為詭異，秩序淪為混亂。此等反差，確能滋長懼意。”
“第四，也是最關鍵的一點，” 嬴子慕的神色變得認真起來，
“歷史記憶與集體情緒的投射。
香港，雖然當時是英國殖民地，但居民絕大多數是華人，其中很多人的祖輩是在清末民初因為各種原因南遷而至的。
清朝晚期，是中國歷史上屈辱、積弱、內憂外患達到頂點的時期。
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一次次戰敗，一個個不平等條約，天朝上國的迷夢徹底破碎。
在很多人，尤其是後來受到革命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歷史敘事中，
清朝的統治，特別是其後期的腐朽、保守、僵化，被視為導致種花家落後捱打的重要原因。”
嬴子慕的聲音在安靜的客廳裡清晰迴盪：
“於是，在民間潛意識裡，‘清朝’就和‘落後’、‘愚昧’、‘腐敗’、‘壓抑’、‘死亡’聯絡在了一起。
那麼，在恐怖片這樣一個可以安全地釋放焦慮、恐懼和批判情緒的載體裡，
將‘清朝’形象化為從墳墓裡爬出來、帶來瘟疫和死亡、必須被‘道長’用代表‘傳統智慧’與‘民間力量’的茅山道術才能制服的‘殭屍’，
就成為一種非常巧妙、又極具宣洩意味的文化隱喻。
這不僅僅是嚇人，更是一種對那段沉重歷史的、帶有憤懣與嘲弄的‘清算’。
看，那個腐朽的舊時代，就像殭屍一樣，死而不僵，還想出來害人，但最終會被我們代表進步、智慧、民間的力量消滅！”
這番解讀，讓在場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尤其是帝辛，他作為同樣被後世史書嚴重“汙名化”的末代君主，眼中閃過一絲極其複雜的情緒。
他知道，想要“妖魔化”一個時代，確實可以透過娛樂的、通俗的、甚至有些滑稽恐怖的形式。
《封神榜》中他的形象不就是嗎？不同的是，清是活該，而他是被周給抹黑了。
朱高熾則是聽得有些出神，在聽到“腐朽、落後、捱打”這些詞，聯想到大明後期的頹勢，也不禁心有慼慼焉。
嬴子慕緩了口氣，接著說：
“正因為有這樣的集體心理基礎，所以香港電影裡，不僅僅是殭屍片，
很多涉及清朝背景的電影，尤其是那些非正史劇、帶有戲說或批判色彩的電影，
都或多或少帶有‘反清’情緒，或者至少是對清朝持一種諷刺、嘲弄、揭露的態度。”
“而為甚麼電影裡清朝的人，不是都剃頭留辮子？而是保留全發，僅僅是後邊佩戴了一條假辮子。”
“除了，因為當時香港影視工業在黃金時期節奏極快，一個演員往往同時接拍好幾部戲。
可能上午還在拍清朝戲，下午就要去拍現代時裝劇或者民國劇。
如果為了演清朝戲把前額頭髮剃了，演員在現代劇裡就無法以正常的時尚髮型示人，這會直接導致演員“失業”或片酬下降這個原因外。
這背後，同樣有深刻的歷史與文化原因。”嬴子慕的神情變得更加嚴肅，
“首先，清朝入關後，為了確立統治、打擊漢族反抗意識，頒佈了嚴厲的‘剃髮易服’令，所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
這是真實發生過的、充滿血腥壓迫的歷史。
男子剃髮留辮，穿著滿式服裝，成為清朝統治最外在、最顯著的標誌。”
“但是，在電影，特別是商業電影和帶有強烈漢人本位意識的電影中，創作者和觀眾往往存在一種情感上的抗拒和審美上的不認同。”
嬴子慕解釋道，“第一，是‘華夷之辨’的潛在影響。 在傳統的漢文化觀念裡，‘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剃髮留辮，被視為被迫接受的‘夷狄之俗’，是屈辱的象徵。
很多電影，尤其是那些強調反清復明、俠義精神的電影，為了塑造正面、俠義的漢人英雄形象，
為了迎合觀眾的情感期待，常常會有意無意地淡化甚至‘美化’主角的髮型和服飾，
讓他們看起來更符合傳統漢人的審美，比如束髮、戴著英雄巾、穿著飄逸的漢服或改良的武俠裝，儘管這在歷史上那個時期幾乎不可能。”
“再有就是藝術表現與觀眾接受度的考量。” 嬴子慕繼續說，
“從純粹的視覺審美和動作設計角度，飄逸的長髮、飛揚的衣袂，
顯然比一根僵硬的辮子更適合表現武俠的灑脫、俠客的不羈，也更能做出漂亮的武打動作。
一根辮子甩來甩去，固然也有其獨特的武打設計，如‘辮子功’，
但在大多數追求美觀、帥氣的商業片裡，顯然前者更受歡迎。
觀眾也更願意看到英俊瀟灑的俠客，而不是頂著陰陽頭、留著辮子的形象，哪怕那更‘真實’。”
“還有，也是最根本的，是香港特殊的政治與文化環境。”
嬴子慕的聲音低了一些，“香港在殖民地時期，與內地經歷了不同的發展路徑。
一方面，它保留了大量種花家傳統文化。
另一方面，它又相對遠離了內地二十世紀激烈的政治運動和社會改造。
對於清朝的記憶和評價，香港社會有其獨特的、更多元也更復雜的視角。
在一些電影人看來，強調‘剃髮易服’的壓迫性，是凸顯清朝‘異族統治’負面形象、喚起漢人民族情緒的有效手段。
而在另一些更注重娛樂性、或者試圖塑造更普世英雄形象的電影裡，則可能選擇淡化這一點，
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敏/感，或者單純是為了角色更好看、更受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