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公司的市值起初只有一億五千萬港幣左右，後來因怡和與秦迪雙方的爭奪，市值已經攀升至約三億五千萬港幣。
秦迪手中持有30%的股份，總投入成本約八千萬港幣。由於最初購入價格較低，整體收購成本不能簡單按最終市值計算。
按當前市值來算，這部分股份價值一億零五百萬港幣。
此時秦迪若選擇將股份賣給怡和財團，而怡和為了確保公司控制權，在已經發起要約收購的情況下，必須以接近一億零五百萬的價格完成回購。
一億零五百萬減去八千萬，淨賺兩千五百萬港幣。
流程大致如此，但實際操作中牽涉大量細節和博弈，包括各種心理戰和股價操控。
這種行為也被稱為“股市狙雞”。在原本的時間線裡，港島曾有一位商界人物特別擅長這種手法。
但在這個時空，由於秦迪的提前介入，那人此時還在北美做業務經理，四處奔波。
這類操作極具攻擊性，令人畏懼，也容易招致仇恨，因為它本質上是在從別人口袋裡掏錢。
這次面對怡和財團，秦迪才採取瞭如此激進的策略。
這場戰役，從開始到今天，正好是第三天。
秦迪在這次戰役中，除了九龍倉方面由包玉港負責的部分外，自己已經砸入超過25億港幣。
怡和這一邊是守方，必須被動應對秦迪的進攻，資金使用上更加分散。
為了達到有效防禦，他們的資金投入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此時秦迪啟動綠色“橋詐”計劃，怡和想要抗拒，難度很大。
隨著目標逐漸清晰。
秦迪與怡和財團正式開啟談判。
綠色“橋詐”並非可以一蹴而就。
除了逐步在股市拋售之外，最佳的方式是與對方談判並達成協議。
福德證券和晨星控股剛剛釋放出綠色“橋詐”和願意和談的訊號。
怡和那邊立刻做出了正面回應。
令人意外的是，怡和並沒有激烈抗拒或者拒絕這個“橋詐”意圖。
因為秦迪突如其來的攻勢和驚人的資金量，真正震撼了這個以往不可一世的財團。
第一天剛一開始。
亨利·凱瑟克與大班紐壁堅還敢親自前來質問秦迪，但到了傍晚，他們就意識到事情遠比想象中嚴重。
第二天。
亨利和紐壁堅已明顯感到無力招架。
僅憑港島怡和自身力量，他們判斷很難擋住秦迪這次的全面突襲。
於是緊急聯絡倫敦的凱瑟克家族，調動大量海外資源，才有了第三天的反制動作。
到了第三天，秦迪鎖定怡和旗下20家公司中的四五家展開重點攻擊。
同時丟擲停戰提案。
亨利與紐壁堅不敢擅自決斷，立即通報倫敦方面。
倫敦方面回應明確：願意與秦迪談。
繼續打下去，怡和只會傷得更深。
問題出在過去幾年怡和瘋狂擴張，四處收購公司。
資金鍊被嚴重拉扯，不得不將旗下資產推向股市融資，控股權被稀釋，控制力大幅下滑。
如果沒遇到秦迪這種“異類”，還能勉強維持。
可一旦遇上秦迪這樣的對手，怡和只能左支右絀。
換句話說，秦迪選的這個時間點，正是怡和最虛弱的時刻。
眼下是股災剛過，市場都在休整。
而怡和此前併購的資產還未完成整合，資金尚未回籠。
1978年的怡和集團，就像剛吞下獵物的大蟒，趴在地上正艱難消化。
就在它喘息未定之時，邊上忽然出現了一條雖小但足以威脅它的鱷魚。
大蟒蛇想跟鱷魚硬碰硬，但明顯撐不住了。它剛吃得太撐，身體沉重，連力量都使不出來。
鱷魚突然開口：“你咬我兩口，我放你走。”
如果這個“放你走”是有保障的，那大蟒蛇是願意談的。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怡和才願意回應秦迪的綠色博弈。
如果怡和能多爭取一兩年時間，或者港島股市和地產再熱一兩年，那些之前吃下的資產就能完全吸收，局勢也會不同。
一旦消化完成，這條大蟒蛇就又壯大了一級，鱷魚再想動它就沒那麼容易了。
談判開始。
秦迪要得清楚。怡和必須放手四家公司：九龍倉、怡和機械集團、怡和汽車集團、怡和空運貨站。
九龍倉董事長由怡和置地換人，換成包玉港，之後收手。
至於怡和手上九龍倉的股份，是賣還是留給包玉港處理，秦迪不管。
怡和保險他已經拿下。
剩下的三家公司，秦迪願意按當前市值完成私有化控股。
這三筆交易，怡和不但不吃虧，還能賺五六個億。
但事情從沒那麼簡單。
秦迪不是慈善家。
怡和在這三家公司賺的錢，得投回其他怡和系公司，才能回購秦迪手上的股份，那也得花錢。
於是談判進入核心環節：股票交易價格的對等協商。
談判剛開始時，凱瑟克家族又加了一條：停戰後三年內，秦迪及其名下公司不得再動怡和旗下資產。
反過來，怡和也不能找秦迪麻煩。
秦迪思考後提出：兩年就夠了。
因為1981年前後，中英協議簽署前後，港島會迎來一場大動盪。股市和地產泡沫破裂，對英資是滅頂之災，卻是華資翻身的絕佳機會。到時候，怡和也會急著出手資產。
他不想錯過這一波機會，所以時間只給兩年。
凱瑟克家族迅速同意。
兩年，對他們來說，也夠完成內部整合。
談判進入正軌。
福德證券與晨星投資開始接手談判內容。
秦迪這邊，在聖誕節傍晚，埋頭研究港島的證券條例和金融法規。
他順手翻開了剛送來的怡和保險財報。
怡和保險、新豐銀行與福德證券即將整合進同一集團，統一運營。這事牽涉到港島當地相關法規的細節。
儘管有專業法律團隊與凱拉協助，作為負責人，他也必須親自了解其中的規則與限制。
港島的股票市場，如今被稱作“四會市場”。
進入60年代後期，原有的交易所已無法滿足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1969年後，遠東、金銀、九龍三家新交易所相繼成立，形成四家交易所並存的局面，這便是所謂的“四會時代”。
當時的《證券條例》尚未完善，四大會之間惡性競爭嚴重，問題叢生。最直觀的例子，就是同一時間，同一只股票在不同交易所掛牌的價格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