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燭龍的第一壁材料能不能燒不裂。在逐日工程的月球基地能不能按期紮下去。在鯤鵬的下一輪解析能不能扒開附錄裡那些黃色高亮。在這個從泥裡爬起來的群體，能不能在學會攥緊拳頭的同時，也學會鬆開手。
天上的眼睛繼續看著。
淡漠，耐心，不干預。
但不再只是看著。
它們剛剛動了手。很輕。輕到沒人察覺。
像一隻蝴蝶落在肩膀上。
你沒感覺。但翅膀上的粉，已經沾上了。
千禧年那場狂歡，林舟是從電視上看的。
紐約時代廣場，人擠人，綵帶滿天飛，大統領站在橢圓形辦公室裡，背後星條旗，兩側天竺葵，手指往天花板上一指——“從天上來。”底下的人瘋了，喊USA喊得跟打樁似的。林舟端著搪瓷缸子，缸子裡泡著高碎，看了一會兒，換臺。莫斯科紅場，雪積了半尺厚，喇叭放進行曲，風把聲音撕成一條一條的。幾百號人縮著脖子站在廣場上，主持人喊新年快樂，底下應得有氣無力。有個穿舊軍大衣的老頭從隊伍裡探出身子，往地上啐了一口：“天上有鄰居？好啊，讓他們下來幫我排隊。”
林舟把電視關了。
機房外面，渤海灣的海面黑沉沉的。小周趴在隔壁桌上打呼嚕，鯤鵬的終端螢幕還亮著，第三輪解析進度條走到百分之八十七。林舟端起缸子喝了口茶，涼的，苦得他皺眉頭。他把缸子放下，站起來走到黑板前。黑板上“逐日”兩個字還在，旁邊一行小字——“灶膛。不是柴火垛。”最下面，是跨年夜加上去的：“五分之一。考卷還沒批完。接著答。”
他拿起粉筆，在“2010”後面劃了一道槓，寫上“2001-2004”。然後退後一步，看了看。
四年。
天上的人給四年。
夠幹甚麼？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不夠也得夠。
星條國那邊的“星門”計劃，宣傳片拍得跟好萊塢大片似的。大統領在國會山拍桌子，說十年之內，星條旗插上火星。報紙上天天登，電視裡天天播，連飲料瓶蓋上都印著“火星2010”的字樣。航天局的人穿著連體服在鏡頭前走來走去，背後是火箭模型和電腦渲染圖，流線型外殼，藍白色燈光，控制室全是大螢幕。記者問技術細節，他們說涉及國家安全。問預算，他們說自由世界的未來不能用錢衡量。問進度——他們說一切順利。
實際上呢？
負責“星門”的副總管是個光頭，叫格林，以前在軍火公司幹過。他手裡攥著的不是火箭圖紙，是預算表。第一次載人繞月實驗，火箭剛點著火，助推器分離就出了問題。飛船在天上轉了三圈，差點下不來。調查組查了三個月，結論是——密封圈。跟八十年代那回一樣。換了供應商，省了三分之一的錢，結果省出一地雞毛。
格林把報告往抽屜裡一塞，給上面打電話：“問題解決了。進度不受影響。”
上面問：“甚麼時候能飛？”
格林看了一眼日曆。“三年。”
掛了電話，他靠在椅背上，盯著天花板。桌上攤著火星計劃的預算表，紅色的超支項一串一串的，跟鞭炮似的。他把預算表翻過來，在背面寫了一行字——“宣傳繼續。研發暫緩。先保中期選舉。”
這是2001年的事。
到2002年，“星門”的宣傳機器已經開足馬力。大統領的支援率往上漲了五個點，報紙上說他是“星際時代的領航者”。好萊塢拍了部電影，講星條國航天員在火星上遇到外星人，外星人豎著大拇指說“USA Number One”。票房炸了。電影首映禮上，格林坐在第三排，鼓掌鼓得手心發紅。走出影院的時候，助理湊過來小聲說：“繞月實驗又推遲了。這次是導航系統。”
格林腳步沒停。“推到甚麼時候？”
“明年。”
“那就明年。”
助理張了張嘴，沒敢再問。
2003年，繞月實驗終於飛了。飛船在月球軌道上轉了六圈，航天員隔著舷窗拍了張照片——月球表面，灰撲撲的，坑坑窪窪的。照片傳回地球，各大媒體頭版頭條。大統領在橢圓形辦公室裡對著鏡頭說：“這是人類的一大步——再次邁出。”沒人提那飛船回來的時候差點燒了防熱瓦。沒人提火星計劃已經從2010年悄悄改到了2015年，又從2015年改到了“適當的時候”。沒人提航天局的工程師走了一半——被私企挖走的，工資翻倍。
格林在年終總結報告裡寫：“星門計劃持續推進中，各項指標符合預期。”報告交上去，批下來一筆追加預算。他用這筆錢又拍了一條宣傳片，這次請了好萊塢導演，航拍，大場面，背景音樂用國歌變奏。片子播出去那天，時代廣場又擠滿了人。還是狂歡。還是USA。還是山巔之城。
只是山巔上的人，開始往下掉磚頭了。
大統領的支援率在2004年初跌了。不是因為“星門”——“星門”還好好的，至少電視上好好的。是因為麵包貴了，油價漲了，工廠關了，街上的人多了。東西海岸的精英們在討論火星殖民地的法律框架，鐵鏽帶的工人正在排隊領救濟。一邊是星際時代，一邊是鐵鏽時代。兩個時代擠在同一個國家裡，中間隔著一條裂谷。
裂谷越來越寬。
有個記者寫了篇報道，標題叫《火星很遠，賬單很近》。文章裡列了一串數字——“星門”花了多少錢，夠建多少所醫院，夠修多少座橋。文章發出來第二天，報社接到白宮的電話。不是採訪邀請。是“建議”。建議他們把注意力放在“國家自豪感”上。
報社主編把電話掛了。但文章也撤了。
不是不想發。是不敢。
與此同時，北極熊那邊。
克里姆林宮地下，克格勃頭子的辦公室裡，菸灰缸又堆成了小山。桌上攤著幾份報告。第一份，是索科洛夫遺書的完整版——檔案加了三道鎖，原件封存在地下室鐵櫃裡，這是他第三次調閱。第二份，是駐外人員傳回來的情報摘要，關於龍國的聚變進展。第三份，是一張人員流失統計表。
他把第三份拿起來，又放下。
表上列著一串名字。每個人名後面跟著一行小字：原單位，職稱，去向，時間。去向那一欄，三分之二寫著“龍國”，三分之一寫著“星條國”。時間集中在最近四五年。這些人裡，有搞火箭發動機的，有搞材料科學的，有搞低溫物理的。都是頂尖的。都是拿過國家獎的。都是研究所關了以後，被人家用三倍工資、一套房子、一個實驗室的條件挖走的。
克格勃頭子把煙掐滅，站起來，走到窗前。
窗外，莫斯科的雪還在下。四年前的雪落在地上積不住，化成泥水。現在的雪能積住了——不是天氣變了，是街上的人少了。沒人踩，雪就厚了。
他想起索科洛夫遺書裡那句話：“他們不是救主。”
現在他明白了。索科洛夫說的是外星人。但這句話，也可以用來說別的。
龍國也不是救主。
龍國是買家。
他們買人。買技術。買腦子。
北極熊攢了七十年的家底——理論、資料、經驗、人——正在被龍國人用硬通貨一點一點搬走。不是搶。是買。公平交易，童叟無欺。一個教授，在原單位工資欠了八個月，實驗室暖氣凍得水管都裂了。龍國人來了，說：跟我們走，給你實驗室，給你經費，給你學生，給你住的地方，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食堂一天三頓，頓頓有肉。
教授問：甚麼專案？
龍國人說：來了就知道。
教授就來了。
來了以後發現，專案叫“燭龍”。再後來發現，自己參與的東西，比這輩子搞過的所有專案都大。
克格勃頭子回到桌前，拿起保密電話，撥了個號碼。
“人員流失的事，上面問下來沒有？”
電話那頭說問過兩回了。
“怎麼回的？”
“就說正常的國際學術交流。”
克格勃頭子沉默了幾秒。“繼續這麼說。”
掛了電話，他把人員流失統計表塞進抽屜最底層，用一摞檔案壓住。然後關了燈。
屋裡黑了。窗外，雪還在下。
龍國。渤海。2002年，春。
“燭龍一號”的工地上，錢深蹲在地上，拿根樹枝在泥裡畫圖。
不是示意圖。是施工圖。線圈怎麼繞，管道怎麼走，支撐結構怎麼焊，全畫出來了。旁邊蹲著幾個年輕人，有的遞煙，有的舉著手電，有的捧著搪瓷缸子等老頭渴了遞水。
錢深畫完最後一筆，把樹枝往地上一插，站起來。膝蓋咯吱響了一聲。
“看懂了沒有？”
幾個年輕人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個戴眼鏡的，叫小葛，膽子大一點：“錢老，您這個線圈的繞法，跟天火不一樣。”
“廢話。天火是實驗堆，燭龍是示範堆。一個是為了證明能燒，一個是為了燒得久。”錢深把眼鏡往上推了推，鏡片上全是土，“天火的線圈繞了七層，燭龍繞十一層。磁場約束強度提升百分之四十。但第一壁的負荷也大了百分之四十。所以材料——”他看了小葛一眼，“材料還得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