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登上來銀杏島的郵輪，王琨就開始心神不定。
向M國提供張去益的行蹤這一行為，若是暴露，他將死無葬身之地。
登島之後，他一直小心翼翼，儘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他雖說名義上是節目組的副總導演，那不過是掛個虛名。他主要身份還是節目組的總製片人。
自從上了M國的賊船，這麼多年來，為了掩飾自己，他在京市電視臺一直是以態度謙虛謹慎，工作任勞任怨，聽從上級指令，從不惡意對待下屬的老實人身份活動在眾人面前的。
這也是他能成為電視臺有影響力的製片人的原因。
他是綜藝製片人，接觸臺裡的敏感資訊並不多，所以，當初M國情報機構透過中間人給他錢的時候，他並不以為然。
當初，中間人對他說，只要他在綜藝節目中不要傳播M國的負面訊息就行了。
他想，這點小事，他還是可以做到的。
再加上，當時他的兒子正在M國留學，擔心如果他拒絕了，他兒子在M國的處境不妙。
思慮之下，就同意了。
可是，讓他擔心的事情還是來了。
起初，一切都顯得那麼微不足道。
對方的要求確實很簡單：在節目剪輯時，如果涉及M國的畫面或言論，儘量保持中立，甚至略帶美化。
這對於手握內容審片權力的他來說，易如反掌。
他告訴自己，這不算賣國，頂多是“國際友好”，何況還有不菲的“諮詢費”打入他在海外的秘密賬戶。兒子的學費、生活費一下子寬裕了許多，甚至還能買些像樣的禮物。
那時，他內心雖有忐忑，但更多是一種僥倖和自欺欺人：“我只是在邊緣做了一點無關痛癢的小事。”
然而，陷阱的入口一旦踏入，便再難回頭。
幾個月後，中間人的聯絡變得頻繁，要求也開始升級。不再僅僅是“不傳播負面”，而是希望他“主動提供”一些資訊——比如，臺裡內部對某些國際事件的討論風向，或者他所能接觸到的、與涉外事務相關的嘉賓背景資料。
他的心猛地一沉。
他開始意識到，自己捲入的並非簡單的輿論引導，而是更深、更黑暗的旋渦。
他試圖拒絕，但對方只是輕描淡寫地提了一下他兒子在M國某個城市的詳細住址，以及他收受款項的清晰記錄。冰冷的恐懼瞬間攫住了他。
他明白了，從他點頭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經成了提線木偶，沒有退路。
從此，王琨的生活被割裂成兩半。
在臺裡，他依舊是那個勤懇、低調、人畜無害的王制片，甚至對涉及敏感話題的討論，他都刻意迴避，表現得像個不關心政治的“老黃牛”。
他害怕言多必失，害怕任何一絲關注會引來不必要的審查。
而私下裡，每一次秘密聯絡，都像是一場酷刑。
他用著對方提供的加密通訊裝置，在深夜裡傳遞著那些看似平常、實則可能被對方分析利用的資訊。
每一次傳送成功，他都會冒一身冷汗，然後長時間地坐在黑暗裡，聽著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
他變得疑神疑鬼，感覺同事看他的眼神都帶著審視，覺得辦公室的攝像頭無處不在。
他開始失眠，體重下降，原本溫和的脾氣也變得有些難以控制的焦躁，只是他強行用理智壓抑著。
“我這是在保護兒子，保護這個家。” 這是他唯一能用來安慰自己的藉口。
他把所有的積蓄都悄悄轉移，為家人鋪設後路，彷彿這樣就能洗刷一些罪孽。
但良知像一根毒刺，日夜不停地扎著他。他看到新聞上關於抓間諜的報道會心驚肉跳；聽到別人議論“賣國賊”會面紅耳赤，倉皇避開。
他覺得自己像個穿著乾淨衣服站在泥潭裡的人，表面光鮮，內裡卻早已汙濁不堪，並且隨時可能陷下去，萬劫不復。
這次銀杏島之行，就是一個明確的訊號——對方的胃口越來越大了。
張去益的名字如今在華夏可算大名鼎鼎，家喻戶曉。說他現在是華夏國戰略級國寶人物也不為過。
M國要他打聽張去益的行蹤，目的不用想必定不單純。
他原本想以接觸不到張去益這個理由加以搪塞，可不巧的是，張去益竟然以張清揚的名字參加這檔綜藝節目。
當然，他也可以裝作不知道，可當他聽到中間人說提供張去益行蹤的準確訊息，可得到一千萬M幣後，鬼神差使，一動心就將這個情報上報了中間人。
他知道，他再沒有回頭路了！
不，其實，當他第一次接受M國情報機構的金錢，他就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如果說他以前做的事還可以自欺欺人地說是“資訊諮詢”的話，那麼這次提供張去益行蹤的行為，則是赤裸裸的間諜行為。
定他一個叛國罪也毫不過分！
海風帶著鹹腥味吹拂在臉上，他卻感覺不到絲毫愜意。
這座風景如畫的島嶼，在他眼中，卻像是一個精心佈置的華麗囚籠。
他混在喧鬧的節目組人群中，臉上掛著職業性的、略顯疲憊的微笑，內心卻是一片冰封的荒原。
恐懼、悔恨、焦慮交織在一起，幾乎要將他撕裂。
“這是最後一次了，”他在心裡對自己發誓，聲音微弱得連自己都無法信服，“完成這次，拿到他們承諾的那筆能讓兒子在M國安身立命的錢，我就想辦法徹底脫身……”
但是，真的能脫身嗎？
他的手心，被冷汗浸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