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在座的諸君，本該是挺直脊樑談文學的
君特邀請魔都的作家在講座後進行一次沙龍。
許成軍也被邀請在列。
他本來不想來。
但是在講座過程中一些事確實讓他憋屈的難受。
但是在某個時刻卻又無奈的難受。
格拉斯的講座進行到後半程。
當有復旦學生問到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時。
話題又繞回“中國現代文學的突圍路徑”時。
其實這時。
許成軍就已經不是很想聽了。
他閉著眼睛都能知道講座的內容會往哪個方向發展。
也知道底下坐著的學生會是個甚麼反應。
70年代末，我們和西方世界的差距顯而易見，或者說存在的差距讓在場的每一人生不出一絲覺得中國有希望超越西方的心思。
尤其是在文化領域，這種崇洋媚外的風氣更加嚴重。
別說一個獲得諾貝爾學獎的外國人！聯邦德國人！
站到了面前。
問題是盧心華問的：“中國文學遠遠落後於世界文學，您對中國文學的看法是甚麼？”
他為自己獲得的發言機會感到竊喜，更為自己有機會能直接跟西方諾獎獲得者對話而驕傲。
至於中國文學？
傷痕累累的舊青花瓷瓶子罷了？
他的《傷痕》能讓一個流派叫“傷痕”。
在他眼裡他和下面坐著的這幫人不一樣，他在追逐更加先進、文明、自由的文學世界！
這一刻，他覺得自己和東洋某國一樣，實現了“脫亞入歐”！
至於貶低自己的國家？
拜託！那不叫貶低！那叫說實話！
呵!
盧心華蔑視地看了看周圍，他是成名作家，年輕一代的第一人！
瞄到了許成軍，他撇撇嘴，沽名釣譽之徒。
格拉斯聽完翻譯深深的看了看眼前的年輕人。
他年輕時候比所有人都有精神信仰，他信仰的是“納粹小隊”，但是任何時候他都是愛他的國家，他看不起這種人。
但是在他眼裡，或者說在整個西方眼裡，中國文學確實是不行。
他們——
只有古典文學。
格拉斯忽然抬手敲了敲黑板上“西方現代派”幾個粉筆字，語氣帶著過來人的篤定。
這是他深思熟慮後的觀點，卻在許成軍心裡劃開一道尖銳的裂口。
又拉開了盧心華心裡的光。
“我必須坦誠，”
格拉斯用德語說，張威連先生的翻譯同步響起，“在西方學界看來，中國現代文學要獲得‘世界性’認可，需要更主動地擁抱西方現代派技法。比如你們的作家可以試試‘荒誕敘事’，像《鐵皮鼓》里奧斯卡的‘拒絕長大’；或者借鑑‘碎片化結構’，像福克納的《喧譁與騷動》。
這些技法能幫你們打破傳統敘事的桎梏，讓世界更快聽懂中國的聲音。”
他伸手拿起桌上的《清明》雜誌，這是來之前張威連向他介紹的時下最火的一本小說，給他翻譯了幾段，講了一些劇情。
但是簡單的翻譯看不出許成軍的敘事結構，也看不到許成軍背後運用的古典意象元素。
於是他說：“許的《紅綢》很動人，但如果加入更多‘怪誕元素’，比如讓木梳突然說話，或者讓紅綢自己飄向戰場，會不會更有‘先鋒性’？
西方讀者對這種‘超現實’的表達更熟悉，也更容易產生共鳴。”
許成軍環顧周圍一圈，雖然內心知道現實，但是多少有些悲哀。
這話一出，臺下的反應幾乎是一邊倒的認同。
德語系的董問樵先生點了點頭，在筆記本上寫下“西方技法=橋樑”。
魔都作協的羅洛湊到王元華耳邊：“他說得有道理，咱們之前譯里爾克，不也是靠西方的‘象徵手法’才讓讀者接受？”
連中文系的年輕教師都小聲議論：“或許真該試試，總不能一直寫‘現實主義’，顯得太傳統。”
找了關係來聽課的嚴葛玲悄然在心裡種下了嚮往西方世界的種子。
別覺得意外。
這個時候的文學界或者說文化界就是這麼軟弱。
進入80年代，一大批像盧心華、陳沖、嚴葛玲這樣的有學歷、有見識的文化界青年骨幹都加入了“漂亮籍”。
1979年的中國文學界，正處在“復甦後的迷茫期”。
長期封閉後，面對西方現代派的衝擊，多數人預設“西方=先鋒”“傳統=保守”，格拉斯的觀點恰好戳中了這種“急於接軌”的焦慮。
“進步人士”都覺得，只有學會西方的“語法”，中國文學才能走出國門，被世界看見。
格拉斯繼續向大家推介西方理論。
最後，總結似的發言：“中國，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還需要至少100年能追上西方世界。”
臺下默然。
到了提問發言環節，變成了一群以盧心華為首的趨西方進步人士的牧羊發言。
“西方是不是人人都是自由平等？”
“民主是不是可以催生出更加現代化的文學？”
“在燈塔，是不是可以人人吃飽穿暖，享有平等的權利？”
偶有關心中國文學的人士，也說的是：“中國文學要先學習哪些西方理論，再學習哪些西方文化才能進步？”
格拉斯自然是以西方民主自由的理論和工業革命領先者的姿態進行分享。
臺上的人態度傲然。
臺下的虔誠像一群教徒。
天主還是東正？
許成軍聽著，看著。
呵~
他想用中國當代文學打倒格拉斯的言論，但是能做到麼？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未來的中國文學能做到麼？
答案依然顯而易見。
他現在去寫《希望》寫《紅綢》寫《試衣鏡》寫《八音盒》，去花費時間辦《浪潮》，就是希望中國文學突破窠臼。
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站在格拉斯這樣的西方學者面前，說一句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一部分——
但領先於世界文學。
此刻他沒甚麼對格拉斯說的，但是有對在場的學生、作家、學者們說的。
他先是舉手，張威連看到許成軍後，欣然同意他的發言。
許成軍起身，目光先落向張威連，聲音不疾不徐卻字字千鈞：“先生，關於格拉斯先生的觀點，我已無需多言。但我有幾句肺腑之言，想對在場每一位同胞說——
這部分，不必翻譯。”
話音未落，全場已靜得能聽見呼吸。
張威連眼中閃過詫異，沉吟片刻終究點頭。
身旁的茹智鵑急忙扯了扯他的衣袖，眼神裡滿是“莫要衝動”的示意，許成軍卻只是輕輕抬手，穩住了她的動作。
隨即轉向臺下，目光掃過屏息的學生、交頭接耳的學者，最後落在盧心華那類帶著倨傲的臉上。
“諸位！中國文學從來不是世界文學的‘番外’，而是它血脈裡早有的一支！” 他聲音陡然拔高，震得空氣都似在震顫，“我承認，眼下我們的文學尚在爬坡，西方的理論或許能為我們搭梯，但梯子終究是工具，不是方向！若把工具當根骨，學來的不過是東施效顰的空殼！”
“我們腳下踩著的，是五千年未斷的文明！唐詩的風骨、宋詞的意蘊、楚辭的浪漫、漢賦的恢弘，哪一樣不是刻在骨子裡的文學基因？我們該寫甚麼樣的文學，早被這片土地的歷史寫定——
寫的是中國人的悲歡，傳的是中國人的精神，從來不是為了迎合誰的審美，更不是為了換誰的認可！”
“我不想同各位爭論，中國未來經濟能飛多快，會不會百年內趕超西方。
我只問一句：若今天我們連自己的文化根脈都要棄之如敝履，凡事都要仰西方的鼻息、看西方的臉色，那我們的‘未來’，還算得上是中國的未來嗎？這樣的文學，還算得上是中國的文學嗎？”
他的質問擲地有聲，臺下有人下意識攥緊了筆，有人羞愧地低下了頭。
許成軍的聲音卻漸漸沉了下來，多了幾分滾燙的懇切：“我生在這片土地，長在這片土地，見慣了它的傷痕，更信它的力量。我寫《紅綢》，寫《試衣鏡》，辦《浪潮》，不是為了追甚麼‘先鋒’的虛名，只是想為中國文學掙一口氣——掙一口不向西方屈膝的氣，掙一口能把自己的故事講響的氣！”
“我平生所願，從不是做甚麼‘世界認可’的作家，而是做祖國母親的‘拾荒人’：匍匐在她的土地上，一點點擦去百年的屈辱，一點點拾起她散落的榮光。中國的未來，本該是昂首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在座的諸君，本該是挺直脊樑談文學的——而非今日這般，把‘學西方’當‘進步’，把‘貶自己’當‘清醒’！”
“記住：只有先認得出自己的根，才能寫得出讓世界記住的中國文學。這不是固執，是我們作為中國文人，最該有的立場！”
最後一字落下，全場死寂，片刻後，不知是誰先鼓起了掌，緊接著，掌聲如潮，竟蓋過了方才所有的竊竊私語。
盧心華依然不屑。
但是不影響更多的年輕學子因為這一番話有了思考，有了懊惱。
足以~
藏在角落的賈植芳甚麼也沒說，只是眼含欣慰。
他本不必來，也不想來。
但是朱冬潤告訴他：去看看中國文學的未來。
他本已經絕望，但是至少眼下此刻他看到了光。
給《浪潮》做序，他同意了。
格拉斯看著全場的景象，眼含驚訝，他低頭問問張威連為甚麼不翻譯。
張威連愣了片刻，搖搖頭：“這孩子說了一些關於我們東方世界的一些見解，大概是講文學精神的。”
格拉斯搖搖頭，便不再追問。
這是發生在講座上的插曲。
許成軍雖然引起了共鳴，但他自己卻不願意提起。
討論文學，這次是東西方文學的對話，他用不了自己的理論，卻用了民族大義。
本就輸了太多。
張威連先生剛把格拉斯的《貓與鼠》手稿收好，就見君特格拉斯端著杯子走過來，目光落在許成軍身上，帶著幾分探究。
休息室裡很安靜，王元華、羅洛等人坐在一旁，默契地沒插話。
他們看得出，這場對話才是今天的“重頭戲”。
“許，很抱歉剛才在講座上沒能深聊。”
格拉斯先開口，英語裡還帶著淡淡的德語重音，“實話說，在來中國前，我對中國文學的認知，還停留在古典。李白的詩、杜甫的沉鬱，還有魯迅的《阿Q正傳》。
西方學界很少提到中國現代文學，我們總以為，你們的文學還在‘回望過去’，沒形成自己的現代聲音。”
這話不算尖銳，卻像一塊石子投進平靜的水面。
羅洛手裡的鋼筆頓了頓，他譯里爾克多年，深知西方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漠視。
王元華輕輕皺了眉，想起去年赴德交流時，德國教授問他“中國有沒有現代派作品”，當時他只能尷尬地提《狂人日記》。
許成軍放下手裡的搪瓷杯，，語氣平靜卻堅定：“格拉斯先生，您的認知很坦誠，這也是很多西方朋友的共識。
但我想告訴您，中國現代文學不是沒有聲音，只是我們的‘聲音’，走了一條和西方不同的路——我們沒刻意追逐‘現代派’的解構，而是在傳統的根上，長出現代的芽。”
他抬眼看向格拉斯，眼神裡沒有辯解的急切，只有陳述的篤定：“您提到魯迅，其實在他之後，中國有太多作家在寫現代故事。茅盾先生的《子夜》，寫1930年代上海的工業困境，用‘民族資本家的掙扎’照見時代；
巴金先生的《家》，借封建家庭的崩塌，寫青年的覺醒——這些作品，都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聲音’，只是它們的‘語法’，和西方現代派不同。西方用‘荒誕’解構歷史，我們用‘現實’紮根生活；西方用‘碎片化’表達焦慮，我們用‘故事’傳遞溫度。”
他說這些他心裡其實也知道他說的有些單薄的。
但是私下談論，面子不能輸！
他格拉斯瞭解中國文學？
肯定不啊！
平心而論，現在是中國文學最有可能趕上世界的年代。
但是文學如果等同於小說的話。
中國白話小說有資格能站在世界文壇上的就那麼多，其中不少還是仿世界大師之神韻所作。
尤其是改開後的小說，你會從那些小說裡發現法國文學的影子，俄國文學的影子，拉美文學的影子，卻獨獨看不到中國文學的影子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去哪了。
這些小說與獨闖出一個時代的巨匠的作品並列於世界之大觀園中時，怎會不令人啞然失笑。
當代白話小說是借韻而非創魂，但拿百年白話文對標西方六百年小說史，本質是用短跑比長跑。
其實汪曾祺的“煙火氣”、阿城的“棋道禪意”這些東西是可以提一提的。
但是太少了。
格拉斯微微挑眉，往前傾了傾身子：“可這些作品，為甚麼在西方很少被提及？是傳播的問題，還是它們缺乏‘世界性’的共鳴？”
“兩者都有，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世界性’，不是用西方的尺子量出來的。”
許成軍拿起桌上的《清明》雜誌，翻到《紅綢》的節選，“比如我寫的《紅綢》，沒學馬爾克斯的‘魔幻’，也沒學您的‘怪誕’，只寫黃思源藏在紅綢裡的木梳、春燕繡了一半的手帕。
這些‘小物件’裡，藏著中國士兵的家國情懷。
在西方，可能覺得‘不夠先鋒’，但在中國，有老兵讀哭了，說想起犧牲的戰友；有學生說，終於懂了‘保家衛國’不是口號。這種‘本土共鳴’，難道不是一種‘世界性’？”
張威連突然插話，他覺得這一刻的許成軍好似揹負了太多東西。
在所有人都覺得理應後退的時候，他一個人逆流而上。
你憑甚麼？
你想當英雄？
你當得了麼？
他笑了，“君特，許說得對。中國文學從來不是‘封閉’的，只是我們的現代性，是‘帶著根的現代性’。
就像這梧桐，要先紮在土裡，才能長出新枝。許的《試衣鏡》，用‘鏡子’寫普通人的渴望，既有魯迅‘批判現實’的影子，又有宋代‘以物喻情’的傳統，這就是我們的現代聲音。”
格拉斯沒立刻回應，低頭喝了口茶，目光落在《清明》雜誌的封面上。
過了半晌，他忽然問：“那你覺得，中國現代文學甚麼時候能真正‘走向世界’？西方讀者要多久，才能聽懂你們的‘聲音’？”
“不需要‘走向世界’，因為我們的世界，本身就在故事裡。”
許成軍的回答出人意料，卻讓在場的人眼前一亮，“去年恢復高考後，復旦中文系的課堂上，有學生寫知青的歲月，有學生寫工廠的變遷；
年輕作家在用新的手法寫現實——這些故事，不需要刻意‘討好’西方，只要把中國人的日子寫透，自然會有人聽懂。
就像您的《鐵皮鼓》，沒刻意迎合非德國讀者，卻讓全世界讀懂了德國的創傷。中國現代文學，也在走這樣的路。”
一旁聽著這對話的作家、學者們有點不知所措。
冒犯麼？
是否冒犯了這位諾獎得主？
他們有點忐忑。
格拉斯沉默了片刻，卻忽然笑了，伸手拍了拍許成軍的肩膀：“許，你讓我想起年輕時的自己——
那時候我也總在反駁‘德國文學只有歌德’的論調。你說得對，文學的‘聲音’，不是靠別人聽見，是靠自己站穩。”
許成軍想說點甚麼，卻被格拉斯打斷了。
“你跟學生們說的話，我帶來的翻譯後來跟我講了，有你這樣的年輕人在，我相信中國現代文學不是沒有聲音，是我們沒認真聽。”
“我很抱歉，我的言論可能冒犯到你，如果不介意，可以送我一些你的作品。”
許成軍搖搖頭：“跟您沒關係，我們依然有很多需要進步的地方。”
君特哈哈大笑，“你的英文很流利，有些漂亮口音。”
他轉身從公文包掏出一本德文版《鐵皮鼓》，翻到扉頁，用鋼筆寫下一行字：“致許成軍——中國文學的根。”
遞過去時，他認真地說：“回去後，我會跟德國的出版社建議，多引進中國現代文學作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