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2章 帝國將在檔案和檔案中不可戰勝！
唐寧街10號的首相辦公室裡，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坐在辦公桌後，內政大臣威廉·哈考特坐在他對面。
兩人中間的桌面上，攤著一本薄薄的冊子，封面上印著“1984”，而下面那行字刺眼得讓人想把它摳掉：
【萊昂納爾·索雷爾獻給女王陛下與她的臣民的禮物】
格萊斯頓盯著冊子看了好一會兒，才抬頭看了哈考特一眼：“我需要一個解釋。”
哈考特嚥了口唾沫：“這件事，其實——”
格萊斯頓打斷他：“別說那些漂亮的句子了，我需要一個誠實的答案！”
哈考特張了張嘴，又閉上了。他今天早上趕到辦公室時，常務次官埃德加·溫斯洛普請了病假。
現在他得自己把一切扛下來。
哈考特努力回憶著溫斯洛普昨天彙報的情況，艱難地解釋著：“這，這完全是《良言》的主編埃弗拉德做的決定！
他……他騙過了我們所有人！他告訴我們索雷爾已經同意和解了，還寫了一部小說來讚美帝國。”
格萊斯頓盯著他：“你沒審稿？”
“溫斯洛普說埃弗拉德審過了。”
“那溫斯洛普自己審過了嗎？”
哈考特說不出話。溫斯洛普當然沒審，他自己也沒想過要去審——誰會想到那個法國佬會來這一手？
身為帝國最高官僚層的一員，他事物纏身，怎麼可能抽出時間看一部小說？
辦公室裡安靜了下來。
格萊斯頓拿起那本《1984》，翻了幾頁，又放下，臉上沒甚麼表情，但哈考特能感覺到那股壓著的怒火。
格萊斯頓問：“現在怎麼辦？”
哈考特深吸一口氣。這種時候，他必須顯得有辦法，哪怕是毫無新意——
“還和以前一樣，我們先否認，然後想辦法拖延，接著輿論的視線會被新的新聞轉移，最後我們再體面地動手……”
格萊斯頓沒說話。
哈考特只能繼續說：“作者是法國人。我們可以把《1984》說成是‘典型的大陸式的過度思辨的作品’。
誇張，悲觀，對秩序有病態的不信任。讓報紙去寫，就說這是法國人的老毛病——他們總喜歡把帝國想象成怪物。”
格萊斯頓還是沒說話。他拿起那本冊子，翻到某一頁，手指停在一行字上。
哈考特瞥了一眼，是那句標語：“OLD LADY IS WATCHING YOU”。
格萊斯頓問：“你覺得這只是在罵我們是怪物？”
哈考特愣住了。
格萊斯頓把那本冊子推過去：“你讀完了嗎？整本。”
“我……我讀了……一部分，然後就被您叫來這兒了。”
“那就去讀完它，然後再告訴我該怎麼應對。”
哈考特拿起冊子。他其實不想讀，但首相盯著他，他只能翻開。
格萊斯頓站起來，走到窗邊。他看著外面的街道，聲音冷得像冰——
“這本書沒有描述帝國如何依靠暴力統治，那種書我們見得多了。
俄國人寫過，法國人寫過，我們自己人也寫過，嚇唬人而已。
它可怕的地方在於，它描繪的帝國依舊理性，依舊文明，制度也依舊在運轉。
帝國的一切彷彿都在‘為了你好’。所以這本書不是在攻擊帝國的‘缺陷’，而是‘優點’！”
他頓了頓，才繼續往下說說：“尤其是那兩條標語——
‘OLD LADY IS WATCHING YOU’，還有‘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
你知道它們意味著甚麼嗎？”
哈考特不是傻子，他也受過這個時代最好的教育，他聽得懂首相在說甚麼。
不需要恐怖，不需要宣言，就能讓社會自行服從的治理方式，正是大英帝國在過去一百年裡慢慢建立起來的。
不是靠槍炮，是靠檔案；不是靠命令，是靠慣例；不是靠鎮壓，是靠“體面”。
而現在，一個法國作家把這一套寫成了小說，還把它包裝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噩夢。
這對作為首相格萊斯頓來說，是極不體面的處境。
如果他公開憤怒，等於承認小說擊中了要害；如果他輕描淡寫，又顯得軟弱。
尤其是在1882年——帝國正值強勢期，剛在埃及派了兵，雖然布林戰爭輸了，但總體勢頭是向上的。
更糟的是，這本書來自法國。
現在的英法之間表面上是和平，但私底下一直較著勁。
尤其是如何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表現出對對方的優越感，兩邊都敏感得很。
英國無法容忍由一個法國作家來告訴世界——大英帝國的統治只會消滅每一個自由意志！
這種“居高臨下的理解”的姿態，比任何辱罵都更讓英國人難以下嚥。
格萊斯頓坐回椅子上：“先讓報紙按你說的寫。就說這是法國人的臆想，是他們對帝國的嫉妒。但同時——”
他停頓了一下，哈考特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那個主編，叫埃弗拉德？還有《良言》的老闆斯特蘭，先禁止他們出境！”
哈考特連忙點頭：“來之前，我已經安排好了，他們會一直呆在倫敦，哪兒也去不了。”
“還有，查查索雷爾在巴黎的動向。他接下來要做甚麼？別的國家出版這書了嗎？如果有，我們要做好準備。”
“是，首相！”
哈考特起身準備離開，格萊斯頓又叫住了他。
“哈考特。”
“首相？”
格萊斯頓看著桌上的《1984》，沉默了幾秒，然後說：“這本書惹出的麻煩，會比你想象中更大。做好準備。”
哈考特點點頭，推門出去了。
格萊斯頓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領，走出辦公室，對助理說：“準備好馬車，陛下召見了我！”
——————————
【溫斯頓·史密斯坐在記錄科的隔間裡，面前攤著一份1881年1月22日的《泰晤士報》。
那是一篇關於德蘭士瓦戰爭的報道。原文寫得很直白：“我軍在梅朱巴山遭遇挫敗，傷亡約三百人，已有序撤離至安全地帶。”
但根據今天早晨下發的《修訂指導手冊·第七版》，這段描述“不符合當前整體敘事需要”。
手冊上寫著：“所有涉及德蘭士瓦行動的報道，統一調整為‘必要的戰略部署’，重點突出我軍紀律性與後續談判中的主導地位。”
溫斯頓拿起筆，先劃掉“遭遇挫敗”，然後在旁邊空白處寫上“在達成階段性目標後”；接著又劃掉“傷亡約三百人”，改成“付出少量英勇的犧牲”；最後，他還覺得“有序撤離至安全地帶”太被動，想了想，寫下“主動轉進至更有利的戰略位置，為和平談判創造空間。”
改完，他把修改稿交給旁邊的同事複核。同事看了一遍，點點頭，簽上了字。
稿子馬上就被送到排版車間。工人們會把新版內容重新對報紙進行排版，用特製的紙張印刷出來。
接下來就是做舊——先用煙燻黃紙邊；再用砂紙打磨，模仿油墨褪色效果；然後再輕揉一遍，看來要像真被翻閱過才行。
最近這批“新古董”會送到大英圖書館、牛津博德利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和世界上每一個存有這些舊報的圖書館，替換掉原來的存檔。
從今往後，任何人查閱1881年1月22日的《泰晤士報》，只會看到修訂後的版本。
他們會讀到：“我軍在梅朱巴山達成階段性目標後，在付出了少量英勇犧牲後，主動轉進至更有利的戰略位置，為和平談判創造空間。”
他們會相信，歷史的那一天，發生的事情就是這樣的。
溫斯頓改完這一份，從檔案籃裡拿出下一份。這份上有一篇1880年關於愛爾蘭土地改革的社論，語氣“過於同情佃農，無視了帝國的關懷與付出”，需要調整。
他拿起筆，又開始工作。】
第七代馬爾博羅公爵倫道夫·丘吉爾放下手中的《1984》，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自己年輕時讀過的那些政治哲學，洛克，柏克，密爾，他們都相信制度，相信理性，相信文明會導向自由。
但《1984》描繪的，是一個把制度和理性用到極致的世界——結果卻是自由意志的徹底死亡。
這不是野蠻的勝利，這是文明的勝利。太文明瞭，文明到讓人窒息。
現在正是俱樂部的早餐時間，但這裡卻比平時安靜。
往常這時候，紳士們會互相打招呼，聊幾句政治，抱怨一下天氣。
但今天，大部分人只是低頭看報，或者小聲交談。
他抬起頭對坐在對面的老友亨利·梅休說：“你怎麼看？”
梅休以前是殖民地部的官員，在印度幹了三十年，去年剛退休。
他放下手裡的《1984》，推了推眼鏡：“寫得挺準。”
倫道夫·丘吉爾挑起眉毛：“準？”
梅休喝了口茶：“修改歷史那段。我在印度的時候，每年都要往倫敦送報告。
有些事不能那麼寫。得換個說法。不是撒謊，是‘調整重點’。
我記得有一次，有個部落暴亂，我們平叛的時候死了十幾個士兵，部落那邊死了兩百多人。
但報告上寫的是‘成功恢復秩序，代價極小’。後來這報告進了議會檔案，就成了歷史。”
倫道夫·丘吉爾沒說話，他知道梅休說的是實話。他自己也幹過類似的事——
把一些尷尬的電報重新措辭，讓它們看起來更體面。
這不是犯罪，甚至不是欺騙。這只是一種職業習慣。為了讓事情運轉得更順暢。
但《1984》把這種習慣寫成了系統的、有意識的“修改現實”，而且成立一個專門的部門：“真理部”。
這讓倫道夫·丘吉爾感到憤怒，那種被人看穿後的憤怒。
而這種憤怒，瀰漫在整個帝國的統治階層當中！
（第一更，求月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