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5章 我們是自由的國度，我們不可能做那種事！
“啪！”
維多利亞女王把一迭報紙摔到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面前。
報紙散開了，有英文的，也有法文的，頭版頭條几乎被同一張圖片佔據——
一個英俊的年輕人高舉雙手，被兩個身穿制服的英國警察挾持著，半拖向標註“大不列顛”的海關通道。
各家的版畫水平有高有低，但姿勢、神態都差不多。圖片下面是標題，字大得刺眼：
《自由之國？作家索雷爾在多佛港遭強制驅逐！》（《費加羅報》）
《海關拒絕給出理由，法國作家無奈回國》（《每日電訊報》）
《大英帝國的“思想海關”：只准進咖啡，不準進思想？》（《小巴黎人報》）
《從拿破崙到格萊斯頓，誰更害怕一本書？》（《紐約日報》）
……
維多利亞女王的指尖點在報紙上：“這是怎麼回事？帝國的臉面都被你們丟光了！”
女王統治這個帝國已經四十五年，見過太多風浪，但眼前這種難堪還是讓她惱火。
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站在書桌前，手裡拿著禮帽，雖然腰桿還挺得直，但臉色很難看。
格萊斯頓勉強解釋著：“陛下，這是那個法國佬的陰謀！他故意帶著一群記者去海關，激怒執勤人員……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拍下這張照片，就是想讓帝國在世介面前丟臉。”
維多利亞女王不耐煩地打斷他：“這誰都知道！我想問你，解決方案是甚麼？
現在巴黎的報紙在嘲笑我們，說我們變成了俄國，變成了普魯士——
公開鉗制言論自由，拒絕一位外國大作家入境，連個像樣的理由都給不出！”
格萊斯頓不說話了，書房裡只剩下女王憤怒的質問聲。
他知道維多利亞為甚麼會失控——有人把她比作了俄國的沙皇，這是不能容忍的羞辱。
哪怕誰都知道，她的初戀情人是俄羅斯尼古拉一世沙皇的長子，也就是後來的亞歷山大二世。
過了一會兒，女王冷靜了下來：“對付一個作家，有一百種方法讓他閉嘴，讓他消失，讓他自己放棄。
但你選了最蠢的一種——當眾動手。現在全世界都看見了，大英帝國害怕一個拿筆的法國人。”
格萊斯頓的臉漲紅了：“陛下，內政部的判斷是，需要給他一個明確的訊號。
讓他知道倫敦不歡迎他，讓那些想效仿他的人看清楚後果。”
“訊號？訊號是發出去了，但收到訊號的不止他一個。巴黎收到了，紐約收到了，整個歐洲都收到了。
他們看到的訊號是，大英帝國心虛了，被一本海盜小說嚇得關閉國門。”
維多利亞女王站了起來：“妥善處理這件事，不要讓它繼續發酵。帝國的榮譽不能繼續受到玷汙！”
“是，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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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寧街10號，首相辦公室。
格萊斯頓面對這內政大臣威廉·哈考特，毫不客氣：“陛下很不高興。我也很不高興。
哈考特，這件事是你內政部的職責範圍，現在搞成這樣，你有甚麼解釋？”
哈考特舔了舔嘴唇：“首相，這件事的處置確實有欠考慮。現場執勤人員經驗不足，應對失當。
我已經責成海關總署提交詳細報告，相關人員會受處分。”
“處分？哈考特，你覺得問題是出在一個海關辦事員身上？”
“當然不完全是。但直接責任——”
格萊斯頓打斷他：“直接責任是你！是你授權了對索雷爾的特別關注，是你讓海關注意他的入境，是你暗示可以採取‘必要措施’。
現在出事了，你想找個辦事員頂罪？”
哈考特不吭聲了。辦公室裡很安靜，能聽到外面馬車碾過馬路時發出的悶響。
過了一會兒，哈考特才說：“首相，我們對索雷爾的擔憂是有根據的。他的作品確實在傳播不良情緒。
他在東區的活動建立了個人威望，這種威望可能被轉化為政治影響力，那些貧民可能會採取行動。
我們只是做了風險評估，並採取了預防性措施。”
格萊斯頓拿起一份報紙抖了抖：“預防性措施？這就是你的預防性措施？讓全歐洲看我們的笑話？”
哈考特低下頭：“我們應該在他入境後再採取限制措施，比如監控交往人員，而不是在海關公開攔截。”
格萊斯頓把報紙扔回桌上：“現在說這些有甚麼用？我要的是解決方案。怎麼把這件事壓下去？
怎麼讓報紙閉嘴？怎麼讓那個法國佬別再給我們找麻煩？”
哈考特想了想，說：“國內的報紙，我們可以透過廣告分配施加影響。
那些登了不利報道的報紙，明年政府公告的投放份額會受影響。他們懂的。”
“還有呢？”
哈考特又想了想：“我們可以安排幾位有份量的評論家，在《泰晤士報》《旁觀者》上發表文章。
從文學批評角度分析《加勒比海盜》的缺陷，淡化政治色彩。把爭論拉回文學領域。”
格萊斯頓靠在椅背上，看著他：“就這些？”
“目前能想到的就這些，首相。”
“你覺得這些夠嗎？夠讓巴黎的報紙停止嘲笑我們？夠讓紐約的報紙停止轉載？夠讓女王陛下滿意？” 哈考特不說話了。
格萊斯頓站起來：“我要你在一週內處理好這件事，讓輿論平息，讓事件過去！”
“是，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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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威廉·哈考特的辦公室。
哈考特面前是內政部的常務次官埃德加·溫斯洛普。
他把首相的話複述了一遍，然後問：“溫斯洛普，這件事你怎麼看？”
溫斯洛普沉默了幾秒，才緩緩開口：“大臣，這件事的難點在於，我們所有的行動都沒有正式檔案記錄。
對索雷爾先生的特別關注，對海關的指示，對《良言》雜誌的壓力，對蘇格蘭場合作專案的終止——
都是透過口頭溝通和非正式的暗示完成的。”
哈考特皺起眉頭：“你的意思是，我們沒法追究具體責任？”
溫斯洛普糾正道：“不是沒法追究，是不宜追究。一旦啟動正式調查，就需要調取記錄、詢問相關人員。
但很多指示並沒有書面記錄，相關人員的理解也可能不一致，這樣反而容易落下口舌，讓媒體抓住把柄。
比如我們對海關說的是‘必要時可拒絕入境’，但海關執勤人員可能理解為‘必須阻止入境’。”
哈考特連忙追問：“所以都是海關的錯？”
溫斯洛普的回覆滴水不漏：“從行政責任角度，最終執行方確實負有直接責任。但更高層面的決策——
尤其是基於風險評估的預防性措施，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內政部的職權範圍內是成立的。
問題出在執行層面過度解讀，以及應對媒體時的處置失當。”
雖然這番話說得極其曲折，但哈考特聽明白了，溫斯洛普在給他鋪路：
責任可以推到海關，推到現場人員，推到“理解偏差”和“處置失當”。
而內政部的決策本身是“合理且必要”的。
哈考特鬆弛了一點：“那現在怎麼處理？首相給了一週期限。”
溫斯洛普想了想，說：“我們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海關總署必須提交一份正式報告，承認現場處置不當，宣佈對相關人員的紀律處分。
第二，內政部可以釋出一個簡短宣告，強調英國歡迎一切守法訪客，但保留基於公共秩序拒絕入境的權利。
第三，透過非正式渠道，與主要報紙的編輯溝通，建議他們適度降低對此事的報道熱度。
第四，可以安排一兩位議員，在下議院提出相關問題，然後由大臣作出回應，將輿論場拉回議會框架內。”
哈考特想了半天才開口：“所以只需要處理幾個海關人員，發一個不痛不癢的宣告，等輿論自己冷卻？”
溫斯洛普點頭，“有時候，最好的行動就是不行動。過度反應反而會延長事件的週期。”
哈考特想了想，覺得有道理：“就按你說的辦！宣告你來起草。”
“是，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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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後，英國議會，下議院。
在一輪又一輪的質詢中，無論是首相格萊斯頓，還是內政部長哈考特，都表現得滴水不漏。
所有的責任都被分散到不同的部門、不同的執行人員頭上。
每個人好像都該負責，每個人好像又都不該負責。
作為政府的最高長官，以及負責具體事務的部長，兩人的表情更是無辜至極。
彷彿一切糟糕的後果，都是下面執行不力才造成的。
議員們當然對兩個老狐狸的表現不滿，尤其是那些選區在東區的議員。
他們群情激憤，一再打斷髮言，以至於議長不得不反覆敲著錘子，嘴裡喊著：“Oder！Oder！”
質詢的最後階段，自由黨議員約瑟夫·勞倫斯提出了自己的問題：
“內政部如果認為某個作家或者某部作品可能產生不良影響，會怎麼做？直接禁止其出版嗎？”
內政部長威廉·哈考特站起身，鄭重地搖了搖頭：“我們絕對不會禁止它發表，我們僅僅是可能不發表它。”
“這有甚麼區別呢？”
“天壤之別！禁止發表是俄國那樣的獨裁國家採用的統治手段，我們是自由的國度，我們不可能做那種事。
我們只不過採取民主的決定不予發表。”
議員們再度譁然。約瑟夫·勞倫斯在喧囂中丟擲了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以後還能在大英帝國的報紙雜誌上，看到萊昂納爾·索雷爾的作品嗎？”
（第一更，元旦快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