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2章 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
《今天，我們都是“迷惘的一代”！》是這樣寫的：
【如果戰爭可以用槍炮和鮮血摧毀一代人的信念，那麼金融危機就能用數字和債券完成同樣的事，甚至更徹底。
因為子彈只殺死身體，而破產殺死希望！
1870年，我們在色當輸掉了一場戰爭；1882年，我們在證券交易所輸掉了另一場。
區別在於，這次我們甚至不知道敵人是誰。
……
“聯合總公司”破產了，但比銀行倒閉更可怕的，是對它所代表的信念崩塌！
我們曾經相信，努力工作、謹慎投資、持有國家年金，就能安穩地度過一生。
我們嘲笑投機者，鄙視冒險家，以為自己是法蘭西堅實的脊樑。
可現在呢？年金從83跌到79，還會繼續跌。鐵路債券成了廢紙，殖民地開發債更是笑話。
那些靠利息生活的寡婦、退休公務員、教師，一夜之間發現自己一無所有。
他們做錯了甚麼？他們只是相信了這個國家給的承諾。
這不是他們的錯——
錯的是那些把年金變成賭桌籌碼的金融投機者！
是那些用‘穩健’包裝貪婪的機會主義銀行！
是這個軟弱到縱容這一切發生的第三共和國政府！
……
道德墮落了，政治墮落了，只剩下普通人承擔代價！
今天我們所有人，都成了“迷惘的一代”】
這篇社論巧妙地將文學形象與現實困境捆綁在一起，讓每個在金融危機中受損的讀者，都自覺不自覺地代入雅克。
他們突然“理解”了雅克的頹廢：不是不想振作，是振作給誰看？努力又有甚麼用？
《費加羅報》的銷量再次飆升，街頭巷尾，咖啡館裡，沙龍中，所有人都在談論這篇社論。
而在《費加羅報》的讀者來信欄，在保守派報紙《高盧人報》的評論版，在沙龍和俱樂部的私下交談裡……
指責《太陽照常升起》的聲音卻越來越大：
“現在是甚麼時候？人心惶惶！這種書還在那裡宣揚一切都是虛無？它正在毒害公眾的信心！”
“寫這種東西是不負責任的！人們已經夠絕望了，股票跌了，年金跌了，未來一片灰暗！
“索雷爾先生到底想幹甚麼？他是不是覺得，看著我們這些老老實實儲蓄、相信國家的人夢想破滅，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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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偶”咖啡館，客人比往常少了一半。
皮埃爾是一個六十五歲的退休中學教師，坐角落，面前放著一杯黑咖啡，已經涼了。
他只是盯著桌上攤開的《費加羅報》，金融版面上密密麻麻的數字和下跌箭頭，他看了整整一早上。
鄰桌兩個年輕人在低聲交談，聲音飄過來。
“……我父親昨晚一夜沒睡。他的年金，跌了快三成。”
“我叔叔也是。他本來指望賣掉一部分，給我堂妹置辦嫁妝。現在？”
後一句話沒說，但意思很清楚——現在不行了。
皮埃爾聽著，渾身發冷——他也有年金，不多，剛好夠他體面地生活，偶爾來坐坐，再看幾場不太貴的戲劇。
那是他工作三十年，省吃儉用，一點一點攢下來的。
他總跟學生們說：“孩子，要謹慎，要為未來打算。”
他自己就是這麼做的。
可現在，他自己的“未來”像一塊被蟲蛀空了的木頭，看著還在，輕輕一碰，裡面全是粉末。
他抬起頭，目光掠過咖啡館裡稀疏的客人，落在那張空著的桌子上——小說裡，那是雅克·德·巴納常坐的位置。
之前讀《太陽照常升起》，他覺得那是個遙遠的故事，關於另一群人的、精神上的失敗。
那些迷惘、空虛，雖然讓他感到不適，但終究隔著一層。
那是“迷惘的一代”的問題，是戰爭的後遺症，是年輕人找不到方向。
但此刻，那種“不適”實打實地砸在了他自己的生活裡。
不是精神層面，是每日的麵包，是下個月的房租，是原本計劃好的、去南方度過夏天的微薄預算。
“年金”，終身穩定的想象，被一張破產銀行的公告輕易撕碎。
皮埃爾腦子裡突然冒出一個句子：“我做對了一切，為甚麼還是失敗了？”
然後頭就像被針紮了一樣疼起來。
他謹慎，他節制，他儲蓄，他相信國家公債是最堅實的基石，他做對了所有“應該”做的事。
可基石塌了！
他重新看向報紙，《太陽照常升起》的連載一週前就結束了，文學副刊上是另外的小說。
但他依然看到了那個下午四點才醒來的雅克·德·巴納。
那個雅克甚麼都不做，只是喝酒，等待，接受一切的無意義。
以前，他覺得那是頹廢，是放棄。
現在，一個冰冷的念頭鑽進他心裡：我們嘲笑他迷惘，可我們的“不迷惘”，建築在甚麼東西上？
建築在一張隨時可能變成廢紙的債券上！
皮埃爾坐在那裡，看著窗外灰濛濛的街道。
太陽其實還在，被雲層擋著，透出一點有氣無力的光。
太陽照常升起，可很多東西，已經照不亮了。
於是他暗罵一聲：“媽的，這該死的索雷爾！”
———————— 第七區一箇中產家庭的小型沙龍里，氣氛壓抑。
男主人亨利·莫羅是一位律師，剛剛損失了名下近三分之一年金的市場價值。
他的客人們——一位醫生，一位建築師，兩位政府部門的科長——或多或少都受了波及。
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太陽照常升起》上。
醫生埃米爾首先發難，他揮舞著手臂：“我早說過，這本書有問題！它散播的是一種精神的瘟疫！
現在好了，連帶著現實也跟著一起變得糟糕起來！”
建築師維爾迪陰沉著臉：“現在回想起這部小說來，就像往傷口上撒鹽。不，是撒毒藥！”
亨利·莫羅喝了一大口白蘭地：“你們知道最可怕的是甚麼嗎？我現在躺在床上，腦子裡會冒出那個雅克的臉。
他那副無所謂的樣子！我以前覺得他可鄙，現在……現在我卻有點理解他了。”
他環視眾人：“如果我們幾十年小心翼翼規劃的生活，一場風暴就能輕易掀翻，那我們的‘謹慎’算甚麼？
我們的‘節制’算甚麼？一場笑話嗎？如果雅克那種活法是錯的，那我們這種活法，又對在哪裡？”
沙龍里一片死寂。這個問題太重了，沒人能回答。
亨利·莫羅猛地放下酒杯：“都是這本書的錯！還有那個作者！他讓人沒法再相信……沒法再相信一切了！”
遷怒於作者，成了他們宣洩恐懼和失落最直接的出口。
萊昂納爾·索雷爾，在他們眼中，從一個描寫迷惘的作家，變成了一個“危險人物”。
不是因為他製造了危機，而是因為他提前拆穿了所有用國家信譽擔保的安全感，讓人們無法再自欺欺人。
1870年的時候，是法蘭西必勝的口號；1882年，是“年金至上”的信念。
於是他們開始稱呼萊昂納爾為“不祥之人”，說他“預言了災難”，或者“正因為他，市場的信心動搖了”——
儘管這毫無邏輯，但在恐慌的情緒裡，這種論調還真有不少人相信。
沙龍里所有人都暗罵了一聲：“媽的，這該死的索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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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危機爆發前，親身經歷過普法戰爭的退伍軍人，是對《太陽照常升起》感受是最複雜的一個群體。
小說裡羅梅羅與雅克的對比，曾讓他們感到強烈的羞辱和被冒犯。
西班牙鬥牛士的“堅硬”，映照出他們被戰爭或戰後失落感“泡軟了”的處境。
貝爾特對羅梅羅的迷戀，更像一記無聲的耳光。
但年金危機之後，微妙的變化發生了。
在一家廉價酒館裡，幾個三十歲上下的男人圍坐在木桌旁，他們都是退伍兵，如今幹著不同的營生——
碼頭搬運工、倉庫看守、未成名畫家的模特。
戰爭留給他們的除了糟糕的記憶，還有或多或少的傷病和與社會脫節的感覺。
一個叫呂克的說：“聯合總公司倒了。”他缺了兩根手指，是在梅斯城下丟的。
另一個叫馬塞爾的說：“聽說了。和我們有甚麼關係？我們這些人，哪有年金可以損失！哈哈。”他腿有點瘸。
呂克忽然沒頭沒腦地說：“我昨天又把《太陽照常升起》翻出來看了。看到雅克坐在咖啡館外，等太陽昇起那段。”
馬塞爾嗤笑一聲：“看那玩意兒幹嘛？添堵？”
呂克搖搖頭：“不是添堵。是……突然覺得他媽的有點對。”
他抬起頭，看著同伴們：“我們輸掉了戰爭，對吧？報紙上說，我們以後要復仇，要振興。我們也信過。
可這麼多年了，除了口號，我們得到了甚麼？工作？體面？女人的尊重？”
他頓了頓，聲音低了下去：“現在連他媽的‘努力就會有回報’這種話，聽起來都像放屁。
那些老頭子和寡婦，努力了一輩子，攢了點年金，說沒就沒了。我們呢？我們連努力的方向都找不到。”
酒館裡更安靜了，遠處傳來醉漢的哼唱聲。
馬塞爾盯著桌面，良久，才悶聲說：“雅克那傢伙，他至少不騙自己。他比我們早認輸。”
這句話讓這些男人紛紛點頭，他們不再把雅克·德·巴納僅僅視為一個文學人物，一個失敗者典範。
他們開始在他身上看到一種令人心悸的“誠實”——第一個不再假裝“一切會好起來”的人。
萊昂納爾·索雷爾，在他們這裡，獲得了另一種評價：“他說中了，但這正是問題所在！”
但是他們也暗罵了一句：“媽的，這該死的索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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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整個巴黎城都在罵萊昂納爾“該死”的時候，四月十五日的清晨，報童的叫喊聲格外嘹亮——
“號外！號外！《小巴黎人報》史無前例，四版連登！”
“萊昂納爾·索雷爾新作，《老人與海》！”
“振奮人心之作！不看不是巴黎人！”
幾乎所有讀者都忍不住停下腳步，扔給報童5個蘇，買下一份《小巴黎人報》。
只見這份大眾報紙，從頭版開始，就被一篇小說覆蓋了，標題正是——《老人與海》！
標題下面則與《太陽照常升起》一樣，是一行題記，同樣是一句話：
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
（兩更結束，謝謝大家，求月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