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7章 我大不列顛才是自由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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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銳的警哨聲劃破了傍晚的寧靜，幾名頭戴尖頂頭盔的倫敦警察推開圍觀的人群，衝到了公寓門口。
為首的警長身材魁梧，面色嚴厲，他先是警惕地掃視了一圈記者，然後將目光鎖定在萊昂納爾身上。
警長問道：“這裡發生了甚麼事？有居民報告說一群‘危險的印度人’包圍了一位紳士！”
萊昂納爾整理了一下被記者們擠得有些凌亂的外套，語氣平靜地回答：“警長先生，一場小小的誤會而已。
幾位來自印度的年輕紳士，就文學觀點和我進行了一些熱情的交流，現在他們已經離開了。”
警長挑了挑濃密的眉毛：“熱情的交流？我們接到報告說他們試圖騷擾您，還涉及使用暴力。
先生，請您放心，在倫敦，尤其是在這樣的社群，我們絕不會容忍任何人對一位體面的紳士進行騷擾。
尤其是是被一群身份不明的‘印度人’。我們會找到他們，好好提醒一下他們在倫敦應遵守的規矩。”
警長的話語充滿了對殖民地來人的輕蔑，但萊昂納爾無意糾纏，只是微微頷首：“感謝您的盡責，警長先生。
我想事情已經結束了，他們應該已經得到了足夠的提醒。”
趁著警察將注意力轉向驅散仍在試圖提問的記者，萊昂納爾迅速轉身，用鑰匙開啟了公寓大門，閃身進去。
雖然門一關上，所有的喧囂就被堵到了外面；但萊昂納爾知道，自己在倫敦的平靜生活，就此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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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倫敦的媒體機器效率是驚人的。
第二天，幾乎整個倫敦的報業都沸騰了。
《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晨郵報》、《每日新聞報》……
無論政治傾向是保守還是自由，無論此前對萊昂納爾是褒是貶——
無一例外地都在顯要位置報道了他秘密抵達倫敦，並與印度貴族青年發生“決鬥風波”的訊息。
報道詳細描述了維克拉姆·辛格如何擲出手套，萊昂納爾如何拒絕拾起，以及隨後那一段驚世駭俗的對話。
萊昂納爾關於“代表資格”的連環詰問，被原汁原味地引用，成為了所有報道的核心。
英國的輿論界對此反應複雜。
一部分保守派報紙，如《晨郵報》，指責萊昂納爾“傲慢無禮”“以詭辯惡意挑撥帝國與忠誠的印度臣民之間的關係”。
他們認為他的言論暴露了對帝國治理結構的無知與偏見。
而自由派報紙，如《曼徹斯特衛報》和《每日新聞報》，則從中看到了更深層次的問題。
《每日新聞報》的一篇評論寫道：
【索雷爾先生的提問，實則尖銳地指向了我們帝國政策中的一個悖論——
我們既期望殖民地的精英接受我們的文明與價值觀，成為帝國事業的合作者；
卻又在政治權利的領域為他們設定了無形的玻璃幕牆。
這種“榮耀”與“實質”的脫節，或許正是未來隱患的根源。】
但是儘管立場不同，但幾乎所有的英國媒體都達成了一個奇妙的共識：
萊昂納爾·索雷爾選擇流亡英國，本身就是對不列顛制度優越性的最佳背書！
《泰晤士報》在一篇頗具代表性的社論中宣稱：
【一個作家在他的祖國因言獲罪，遭受暴徒威脅，最終選擇跨越海峽，來到倫敦尋求安寧與繼續發聲的自由。
儘管索雷爾先生堅決反對任何國家的殖民政策，但他的雙腳、他的理智，卻選擇了這片真正崇尚自由的土地。
這恰恰說明，大不列顛的文明與自由，並非停留在口號上，而是紮根於法律與實踐之中。 反觀我們的大陸鄰居，儘管整日將“自由、平等、博愛”掛在嘴邊，卻連一位持有不同政見的作家都無法容忍
——這難道不是一種絕妙的諷刺嗎？
國家的文明程度，顯然並不是由是否在無國王或皇帝統治下決定的；
而在於在於是否真正具備包容異見的廣闊胸襟與保障自由的先進位制度！】
這種對對法國毫不留情的嘲弄，瞬間在引爆了巴黎的輿論場，甚至形成了一股海嘯。
法國的自尊心被嚴重刺痛了。
一直以來，法國人都自視為歐洲乃至世界的文明燈塔，是自由、民主、進步的象徵。
尤其是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後，這種道德優越感更是強烈。
如今，竟被他們一向瞧不起的“小店主國家”——保守、虛偽的英國——如此公開地嘲笑！
而且罪名是“不自由”和“不文明”，這簡直是奇恥大辱！
從右翼的《高盧人報》、《法蘭西行動》，到中間派的《費加羅報》、《時報》，再到左翼的《共和國報》、《不妥協者報》……
這一次，幾乎所有派別的法國媒體，此刻都罕見地同仇敵愾，將矛頭一致對準了引發這一切的根源
——儒勒·費裡內閣以及那些行事過激的“青年衛隊”。
《費加羅報》的頭版社論痛心疾首：
【十年來最大的醜聞！我們不僅在國內逼走了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更讓整個法蘭西共和國在歐洲乃至全世介面前蒙受了難以洗刷的恥辱！
英國的嘲諷像鞭子一樣抽在我們的臉上，而這鞭子，正是我們自己親手遞過去的！】
《共和國報》的評論更為激烈：
【那些自詡為‘愛國者’的軍校生，還有背後縱容這種行為的當權者，他們的行徑證明了甚麼？
證明了一些穿著共和國外衣的人，內心深處仍然住著一個專制暴戾的‘皇帝’！
他們用燒書、包圍私宅、司法迫害來對待異見，這與帝國時代何異？
正是他們，讓我們輸掉了這場與英國進行的、關乎國家形象的輿論戰！】
民眾的情緒被徹底點燃了。
咖啡館裡，沙龍中，街道上，人們憤怒地討論著英國的嘲諷和政府的無能。
許多原本因為萊昂納爾反對殖民政策，認為他“不愛國”的普通法國民眾，態度開始發生轉變。
殖民地太遙遠，大不列顛很近。
當“法蘭西”成為英吉利海峽對岸的笑料時，內部的分歧似乎變得不再那麼重要。
加上法軍在突尼西亞和交趾支那的一系列失敗，然這種情緒迅速攀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新的呼聲開始在城市中醞釀、匯聚，然後爆發。
成千上萬的巴黎市民、學生、知識分子、工人……他們舉著標語，高喊著口號，走上了街頭。
標語上寫著：
“恥辱！”
“自由在哪裡？”
“反對司法迫害！”
而最響亮、最一致的口號，則匯聚成兩股強大的聲浪：
“取消起訴！”
“讓索雷爾回到法國！”
人群湧向波旁宮，湧向司法宮，塞納河畔迴盪著憤怒而堅定的吶喊。
巴黎人再一次證明了自己在政治立場上的反覆無常……
不過，倫敦人很快就證明了自己也不遑多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