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29日，東京。
陳嘉木坐在辦公室裡，看著牆上的鐘。
日經指數收盤。螢幕上那個數字，他已經看了一個小時，點。
歷史最高紀錄。
辦公室裡很安靜。窗外的陽光斜斜地照進來，落在地板上，像一層薄薄的金粉。遠處的東京塔在陽光下閃著光，銀座的街道上車水馬龍，一切看起來和昨天沒甚麼兩樣。
但他的目光穿過了那層金粉。從今天起，每一點上漲都是透支。每一分繁榮都是泡沫。每一個笑著的人都在走向懸崖。或許有些人隱隱約約感覺到了，但他們選擇不去想。不去想地價不會永遠漲下去，不去想股票不會永遠只升不跌，不去想一家家以天價收購美國地產的日本企業在賬面上賺得盆滿缽滿的同時也在脖子上套了一圈又一圈的絞索。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樓下的街道上，人群依舊熙熙攘攘。穿著大衣的上班族匆匆走過，手裡提著公文包。幾個年輕女人從百貨公司出來，手裡拎著大包小包，笑著說著甚麼。一個男人站在街角，手裡舉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高價收購土地”。
他看著那個人，忽然想起一件事。
陳嘉木看著那個舉牌子的男人，忽然想起另一件事。八年前，他第一次來日本時。。。。
那時候東京的地價剛開始漲，銀座一坪地叫價幾千萬日元，日本人自己都覺得這個價格瘋了。那時候他站在銀座四丁目的十字路口，仰頭看著百貨大樓的櫥窗和頭頂密密麻麻的霓虹燈招牌，覺得這座城市的繁榮已經誇張到不真實。現在銀座一坪地已經超過一億了，而所有人，包括那個街角舉牌子的男人都覺得明年會超過一億兩千萬。
八年前，他站在秋葉原的電子展覽館裡，隔著圍欄看著那些光刻機、那些精密儀器，眼睛裡有一種他自己都沒察覺到的光。
那時候他想的是~~這些東西，甚麼時候我們也能造？現在，有些東西已經在造了。北京的實驗室裡，第一批從東京電子的圖紙上走下來的零部件已經進入了測試階段。瀋陽的技工學校今年畢業了一批學生，他們的教材裡有三分之一是從那些微縮膠片上翻譯過來的。上海的精工，全國各地的研究所，學校。。。。
想到這些，嘴角不由自主的翹起。
他轉過身，回到辦公桌前。
桌上攤著一份清單，截至今天，遠洋系的資產狀況。
總資產：一百二十五億美元。
負債：十三億美元。
淨資產：一百一十二億美元。
其中，投機性資產只剩下最後百分之五，大約四億美元，還在股市和樓市裡。其餘的全部變成了美元、德國馬克，或者瑞士銀行裡的存款。
而那五十三家日本企業的股權，全部保留著。東京電子、日本光學、富士通、尼康。。。。每一個名字後面，都跟著一個持股比例。
那些股權，是八年來一點一點收進來的。最少的只有百分之五，最多的百分之二十幾。加起來，值三十多億美元。
這些股權不是用錢買的，或者說不全是用錢買的。有些是用一輪輪的談判磨來的，有些是用“雪中送炭”換來的，黑色星期一之後那五十億日元的追加投資，讓三菱信託到現在還在董事會里放話說遠洋投資是“真正的朋友”。有些是用陳嘉木自己都沒辦法跟任何人解釋的時機把握換來的，在日元升值最猛的那幾個月裡趁對方現金流最緊張的時候遞上一份誠意十足的報價，不多不少，剛好比對方心裡能接受的最低線高那麼一點點。
這些，不賣。不是不賣，是不能賣。賣掉了，就是拿三十多億美元換一個數字上的增加，淨資產從一百一十二億變成一百四十億。但那些股權背後的技術、專利、人才網路、供應鏈關係~~這些東西一旦放手，再花一百四十億也買不回來。
檔案下面壓著一份電報：“12月29日。撤。”
他看著那行字，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按了鈴，村田推門進來。
“那百分之五，明天開始清。一週之內，全部清完。”
村田愣了，手懸在門把手上。明天是週六，休市，這一點陳嘉木當然知道。但村田愣住的不是日期，是速度。最後那百分之五分佈在十幾只中小盤股和兩隻地產基金裡，原計劃是分三個月初逐步出清，因為中小盤股的流動性差，砸得太快會驚動市場。
村田愣了一下：“明天？明天是週六，休市。”
“那就下週一。開市就賣。”
村田猶豫了一下，又問：“陳桑，我們真的~~不等了？分析師說，明年能上四萬五。野村、大和、山一，三家都發了研報，一致看多。連大藏省長官在記者會上都說，日本經濟基本面沒有問題。”
陳嘉木看著他，目光很平靜。
“你記得三年前黑色星期一之後，我們追加的那五十億嗎？”
“記得。”
“當時所有人都在往外跑，我們往裡進。現在，所有人都在往裡進，我們往外跑。”
村田的表情在那句話裡慢慢凝固。三年前黑色星期一，他也是驚慌失措的那批人之一，而陳嘉木是整條街上唯一逆流而行的人。後來事實證明，他是對的。現在呢？現在整條街又在往同一個方向跑，陳嘉木又開始逆流了。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但人性會。貪婪和恐懼，漲潮和退潮，每一次都一樣，只是換了一撥人站在潮水裡。
微微鞠躬，村田退了出去。
窗外，夜幕漸漸降臨。東京的霓虹燈一盞一盞亮起來，把夜空染成五顏六色。
澀谷的十字路口現在擠滿了過馬路的人潮，銀座的酒吧裡開始亮起暖黃色的燈光，穿和服的女人踩著木屐走過石板路。他看著那些燈光，忽然想到明年的這個時候，東京會是甚麼樣子。他不知道。
12月30日，陳嘉木一天都在辦公室簽署檔案，那些檔案，有的是授權賣出的指令，有的是轉交股權的協議，有的是資金調撥的單據。
下午三點，所有檔案簽完了。
陳嘉木靠在椅背上，閉著眼睛，休息了一會兒。
電話響了。
他拿起話筒。
“陳桑，新年好。”是渡邊一郎的聲音。
“明天就是除夕了，晚上有空嗎？一起喝一杯？”
（日本除夕在公曆中固定為每年12月31日。該節日存在大晦日除夜兩種官方稱謂，前者強調年末最後一天的時序特徵，後者則取自中國除夕文化中的除舊迎新概念。）
陳嘉木沉默了兩秒。
“渡邊社長，抱歉，今晚我有安排了。”
“那就改天。新年後再約。祝你新年愉快，陳桑。”
“好。新年後再約。”
放下電話，新年後再約？他不知道，還有沒有“新年後”。
12月31日，除夕。
陳嘉木一個人待在房間裡。
窗外，東京的夜空被煙花照亮。遠處傳來隱隱的歡呼聲，那是人們在澀谷、在新宿、在銀座慶祝新年。街上肯定擠滿了人，穿著和服的姑娘，舉著酒瓶的年輕人，大聲笑著鬧著。
他沒有出去。他坐在窗前，看著那些煙花，喝著一杯酒。
熊長老告訴他這是從大會堂裡順的，讓他不要和別人說，等勝利的那一天再拿出來慶祝。
煙花一朵一朵地綻放，把夜空照亮，又熄滅。
他看著那些煙花，倒滿最後一杯，遙向祖國的方向慢慢舉起，一口喝乾。然後他躺下來，睡著了。他做了一個夢，夢見第一次進京的時候，在廣場上看升旗，那面緩緩升起的紅旗。
1990年1月4日，東京證券交易所新年開市。
日經指數開盤大跌。賣出指令像雪崩一樣湧進交易系統，開盤僅十五分鐘就觸發了熔斷機制，暫停交易的警鈴聲在整個交易大廳裡迴盪。交易員們站在終端前，臉色煞白，有人摘下了耳機，有人癱坐在椅子上，有人對著電話筒喊破了嗓子。日經225只成分股全線飄紅，沒有一隻逃過這波浪潮。去年十二月還在高喊“四萬點不是夢”的分析師們，此刻正在經紀公司的會議室裡被憤怒的客戶圍住。
陳嘉木坐在成田機場的候機大廳裡，手裡拿著一份當天的《日本經濟新聞》。頭版頭條是：“新年開市大跌，市場擔憂加息”。
他把報紙摺好，放進手提包。
廣播裡傳來登機通知。
他站起身，最後看了一眼窗外。東京的天空灰濛濛的，看不見陽光。
陳嘉木排在隊尾，一步一步向前。
走過登機橋，走進機艙，找到座位，坐下。
飛機開始滑行，加速，起飛。
窗外的東京越來越小，變成一片灰色的積木，變成一張被薄霧籠罩的地圖，最後消失在雲層裡。
他閉上眼睛，耳邊響起一個聲音~~是十年前，熊光明見他的第一句話：“嘉木同志，有一件事，需要你去辦。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辦成了，是國家之幸。辦砸了，你和我，可能都要擔責任。你願意嗎？”
他回答了三個字：“我願意。”
飛機穿過雲層，陽光照進舷窗。陳嘉木睜開眼睛，看著窗外的藍天，十年了。
1990年3月，東京。
陳嘉木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時，距離他上次離開，只過了三個月。
但這三個月，足以改變一切。
日經指數從點的高峰跌到點，還在繼續往下走，沒有任何止跌的跡象。東京曾經一坪一億日元的銀座黃金地段現在掛牌八千萬也無人問津，中介在玻璃門上貼了三層“降價急售”的紙條，字跡從毛筆手寫變成了歪歪扭扭的油性筆，最後一張上的數字比第一張少了將近三分之一。破產的公司在增加，失業的人在增多，街頭的醉漢比路邊的櫻花樹還多，喝醉了就躺在車站的樓梯下面，裹著一張破紙板。
“陳桑，你真是不怕死。”村田來接機，一邊開車一邊說。
“這個時候回來，日本人自己都在往外跑。去年還在夏威夷買高爾夫球場的那些公司現在在賣總部大樓。”
陳嘉木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空，笑了笑，搖下車窗，抽出一支菸點上。煙霧被風撕成細長的白線，從車窗縫隙裡飄出去，消散在東京早春的溼冷空氣裡。
從機場出來的路上，他看見了許多以前沒見過的東西。路邊多了幾個賣二手貨的小攤，擺著舊電視、舊冰箱、舊傢俱。攤主裹著厚厚的棉襖，縮著脖子，眼神木然。
地鐵站門口，多了一些發傳單的人。傳單上印著“急售”“降價”“清盤”之類的字，花花綠綠，沒人接。
銀座的街頭，曾經一鋪難求的黃金地段，現在掛著“招租”的牌子。一家關了門的店鋪，玻璃門上貼著封條，封條已經破了，風吹得啪啪響。
三個月前撤離時，遠洋系賬上躺著的現金，分散在瑞士、新加坡、香港的十幾家銀行裡。現在，這些錢要開始幹活了。他這次來是抄底！
“目標清單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一共三十七家，都是咱們之前想買但不賣的。現在股價跌了百分之四十，估值回到三年前的水平。”村田從副駕拿起一個公文袋遞了過去。
陳嘉木接過清單，一頁一頁翻看。
東京電子，股價從三萬八千日元跌到兩萬兩千日元，市值在三個月內蒸發四成多。日本光學，從一萬兩千跌到七千，市淨率已經跌破了一倍。富士通，從兩千三跌到一千四，曾經的日本計算機產業旗艦，現在連一個完整的財年盈利預期都拿不出來。每一個名字都是日本工業的脊樑，每一個都在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