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這就是終點，卻沒想到，再次睜開眼，映入眼簾的是一片刺目的白。
不是北大荒的雪原，而是潔白的天花板，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香味。
我當時還以為天堂就是這樣的，沒有寒冷，沒有飢餓，沒有打罵，我當時想著這也太好了。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自己身處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
然後，更驚人的發現接踵而至，我看到的日曆，顯示的是二零二二年。
我觸碰到的，是一具年輕、健康、充滿活力的陌生身體，而不是我那破敗不堪、身上滿是傷疤、手上滿是凍瘡的身體。
透過床頭的證件和零星資訊，我知道了這個身體也叫李時願，剛剛大學畢業。
巨大的震驚和恐慌幾乎將我淹沒，這是怎麼回事？借屍還魂？還是……一場光怪陸離的夢？
我掐自己，會痛，我看窗外，車水馬龍，高樓林立，那些飛馳的“鐵盒子”（汽車），人們手中拿著會發光的“小鏡子”（手機），一切都超出了我的認知範疇。
我害怕極了，這個時代太陌生，太喧囂，太……不可思議。
我害怕被人發現這具身體裡換了一個靈魂，會被當成怪物，被抓起來研究。
幸好，這個“李時願”似乎是獨居，剛畢業，與大學室友也少有聯絡，這給了我寶貴的緩衝時間。
我像個剛出生的嬰兒，或者說，像一個剛從古墓裡爬出來的古人，比古人稍微好一點的就是我認識這裡的文字，小心翼翼地觀察、學習、模仿著這個世界。
我學會了使用手機的基本功能，學會了乘坐地鐵，學會了在超市購買食物……每一步都走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在這個過程中，我不可避免地接觸到了這個世界的“李時願”的父母。
他們從南方的蓉城打來電話，語氣裡的關切和思念幾乎要溢位來。
每一次接電話，對我來說都是一場酷刑。
我不得不模仿著記憶中“兒子”應有的語氣，簡短地回應，生怕多說多錯。
我能感覺到，電話那頭的他們，似乎也察覺到了甚麼。
我的沉默，我的疏離，我與過往截然不同的行為方式，都讓他們感到困惑和不安。
那個李時願是活潑的，開朗的，和父母無話不說的，而我是一潭死水，只知道沉默和迴避。
那種敏銳的直覺，是父母對孩子天生的雷達，更不要說是這明晃晃的不對勁了。
我意識到，他們可能已經懷疑，這個“兒子”是不是出甚麼問題了。
果不其然，兩人第二天就飛到了北京，他們還沒有猜到自己的孩子已經換人了，他們只是以為我出了甚麼問題不敢和他們，看我目前沒有工作，都勸自己回蓉城。
但我怎麼可能回去，回去肯定會露餡的。
沒想到見我不回去，父母竟然留了下來。
以前電話裡面的關心，我還能勉強適應，但現在這種面對面的關愛，我發現我已經適應不了了。
不是不喜歡，是不適應，還有一種害怕。
果不其然，就一起住了不到一個星期，他們就發現了各種端倪，就是各種試探。
不到一個月他們應該已經試探出我不再是他們的兒子了。
這個認知讓我更加恐懼，也更加愧疚，我佔據了他們孩子的身體，卻無法給予他們應有的親情慰藉。
他們沒有拆穿，只是和他疏離了很多，還是很關愛他的，但是沒有了親密，他們夫妻倆一起回了蓉城。
在這個陌生世界掙扎求生一年後，我逐漸摸到了一些生存的門道。
我知道，我這個秘密絕不能暴露，同時，與那對隔著電話線都能感受到他們悲傷和疑惑的父母相處，對我而言是巨大的心理壓力。
我無法坦然接受他們的關愛，那會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卑劣的竊賊。
我也無法像真正的兒子那樣回報以親暱，我早已失去了與親人正常相處的能力，上輩子的創傷讓我對“親情”二字本能地排斥和恐懼。
一個念頭越來越清晰：離開，離開這個可能暴露我身份的環境，離開那對讓我無所適從、滿懷愧疚的父母。
去哪裡？幾乎沒有任何猶豫，我選擇了大連。
那是我真正的故鄉，是我黑暗人生中唯一的光源所在地。
雖然我知道，幾十年的變遷，那裡早已物是人非，但我渴望回到那片熟悉的海邊，或許，能在海風中找到一絲心靈的慰藉。
我訂了去大連的車票，然後給蓉城的父母打了個電話，用盡可能平靜的語氣告訴他們，我決定去大連發展。
電話那頭是長久的沉默，然後，母親的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哽咽。
“……好，你去吧，照顧好自己。”
他們沒有阻攔，沒有追問。
那一刻，我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知道了。
知道這個“兒子”身上發生了巨大的、他們無法理解的變化。
而我的離開，對他們而言，或許也是一種解脫。
不用再面對一個熟悉的陌生人，不用再承受那種“睹人思人”的煎熬。
我來到了大連。
這座城市與我記憶中的模樣早已天差地別，但那海風的味道，那潮溼的空氣，依然能觸動我心底最柔軟的角落。
我租了一個小房子，面對著大海。
我需要一份工作，一份不需要太多與人交流，能讓我安身立命的工作。
偶然間，我拿起了一支筆，在紙上胡亂塗抹。
我畫了記憶中的軍區大院，畫了父母模糊的輪廓，畫了北大荒的無垠雪原……
我發現，當我沉浸在繪畫中時，內心的孤寂、恐懼、憤懣似乎找到了宣洩的出口。
我沒有任何基礎，全憑著一股本能和內心洶湧的情感去畫。
我的畫風古怪，帶著一種與現代格格不入的沉鬱和掙扎，沒想到，這種獨特的風格，反而引起了一些小眾畫廊的注意，居然讓我勉強靠著賣畫維生，還積累了一點點微末的名氣。
對於蓉城的父母，我始終心懷複雜的歉疚。
我佔據了他們兒子的身體，卻無法回報以親情。
我能做的，似乎只有金錢上的補償。
我將賣畫收入的一大部分，定期匯給他們。
我知道這很蒼白，很冰冷，但這已經是我這個內心荒蕪、不知如何表達關心的“冒牌貨”，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履行的“責任”了。
我聽說他們從未動用過那筆錢，這讓我在失落之餘，也隱隱鬆了一口氣。
這至少證明，他們還在等待著，或許有一天，他們真正的兒子會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