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午九點：倫理委員會的虛擬圓桌
修復中心地下三層，全息投影會議室。
一張虛擬的環形圓桌懸浮在房間中央，桌面是半透明的光幕，實時顯示著資料流。八個席位環繞圓桌，每個席位前都有身份標識：
陶成文（修復中心總指揮，會議主持）
沈舟（社會心理學專家）
曹榮榮（臨床心理學與醫學倫理專家）
陳文淵（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影片接入）
麗莎·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群研究教授，影片接入）
付書雲（刑偵專家，案件主審）
張斌（受害者家屬代表）
V（危暐）（加密影片接入，人像輪廓處理，聲音變聲）
圓桌外圍是觀察席：鮑玉佳、張帥帥、馬文平、程俊傑、梁露、魏超（影片）、林奉超（影片）。他們只能觀看和接收會議記錄，不能直接發言。
這是倫理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按照章程，前三次會議將聚焦於“實驗設計與倫理審查”，但陶成文在會前與陳文淵、麗莎·楊兩位外聘教授溝通後，決定將首次會議的議題調整為：
“張堅案的多學科覆盤：當犯罪過程成為研究資料時的倫理邊界”
上午九點整，所有席位亮起。危暐的席位顯示為一個模糊的灰色輪廓，沒有任何細節。
“會議開始。”陶成文的聲音在吸音材料包裹的房間裡顯得格外清晰，“首先，根據章程第3條，請所有與會者確認：本次會議的所有內容將作為研究資料存檔，但不得用於刑事起訴的直接證據。這是為保障學術討論的開放性。有異議嗎？”
付書雲第一個舉手：“我要求補充：如果討論中暴露出新的犯罪事實或線索，警方保留調查權。”
陳文淵教授（影片中是一位六十餘歲、頭髮花白的新加坡學者）溫和地說：“這符合國際通行的研究倫理——研究保護不覆蓋未披露的犯罪行為。我同意。”
麗莎·楊教授（四十多歲，幹練的華裔女性）點頭：“附議。”
陶成文看向危暐的輪廓：“V教授？”
“同意。”變聲處理後的聲音平靜無波，“但我必須宣告：我不會在討論中披露可能直接導致我被捕的資訊，如實時位置、當前使用的具體身份等。這是基本的安全邊界。”
“可以理解。”陳文淵說，“那麼，我們進入正題。今天，我們邀請各位從不同學科角度，覆盤張堅案中的一個具體階段。我建議從詐騙的第一個關鍵轉折點開始——2018年12月7日，張堅完成第一筆30萬轉賬的那個夜晚。”
他調出時間軸：“根據已有的‘手術日誌’，那一天發生了甚麼？”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危暐的輪廓。
（二）第一輪覆盤年12月7日——愧疚感如何被轉化為轉賬動力
危暐的輪廓微微前傾，聲音透過變聲器傳來，冷靜得像在講解實驗：
“2018年12月7日，實驗體09（張堅）面臨第一個道德決策節點：是否動用家庭醫療備用金完成第一筆30萬轉賬。當天的外部變數控制如下——”
“變數A：家庭壓力”
“其妻李淑芬在當天下午的透析後出現併發症，醫療費催繳單送達醫院。這是我們透過醫院內線安排的時間點——內線提前知曉併發症風險，但未告知主治醫生進行預防性干預。”
曹榮榮立刻舉手：“等一下。這意味著你們明知患者可能發生併發症，卻故意不干預，以製造危機事件？”
“是的。”危暐坦然承認，“在實驗設計中，這屬於‘壓力事件的自然發生時間視窗利用’。我們不做直接傷害，但利用既有醫療風險。”
麗莎·楊教授皺眉：“這已經涉及‘不作為傷害’的倫理問題。如果當時併發症導致患者死亡呢？”
“我們有預案。”危暐說，“內線是護士，可以在必要時進行急救。實際上，併發症是可控的——電解質紊亂，及時處理不會有生命危險。我們需要的只是‘危機感’，不是真正的生命威脅。”
付書雲拳頭緊握，但強行剋制。
“變數B：情感觸發設計”
危暐繼續：“當天晚上8點，張堅在醫院陪護。我們透過監控看到他妻子的痛苦表情，以及他頻繁檢視手機銀行餘額的行為。晚上9點17分，‘李主任’傳送了一條簡訊：‘組織瞭解到你家庭的特殊情況，正在研究特批醫療補助。請堅持。’”
沈舟分析：“這條簡訊的精妙之處在於：它沒有直接要求轉賬，而是將‘組織關懷’與‘家庭困難’在時間上並置，暗示‘如果你完成組織任務，組織就會幫助你家庭’。”
“變數C：決策環境控制”
“張堅在醫院走廊猶豫了40分鐘。”危暐調出當時的手機感測器資料，“心率從72升至112，步頻資料表明他在小範圍反覆踱步。期間他搜尋‘公款挪用量刑標準’7次，檢視家庭賬戶餘額5次。”
“關鍵干預點在晚上9點58分。”危暐停頓，“我們透過醫院Wi-Fi，在他手機瀏覽器中推送了一條‘軟文’——標題是《一位國企老幹部的臨終懺悔：我最大的遺憾是對組織不夠忠誠》。”
張帥帥立刻操作裝置，調出了那篇文章的快取記錄：“文章是偽造的，但用了真實的國企老幹部訃告模板，情感渲染極強。核心論點是：‘有時候，對組織的小小違規，反而是對組織信任的證明，因為那意味著你願意為組織承擔風險。’”
陳文淵教授摘下眼鏡，揉了揉眉心：“這是典型的‘認知重構’技巧。將‘挪用公款’重新框架為‘為組織承擔風險’，減輕道德認知失調。”
“變數D：最終決策觸發”
危暐最後說：“晚上10點20分，張堅離開醫院，在停車場完成轉賬。位置資料顯示，轉賬後他在車裡坐了47分鐘。期間沒有打電話，只是呆坐。”
“我們有當時的車內音訊片段——如果他打電話求助，我們會干擾訊號。但他沒有。他只是反覆播放‘李主任’那條簡訊，然後開車回家。”
資料展示完畢。圓桌陷入短暫沉默。
張斌第一個開口，聲音發顫：“所以那天晚上……我爸在醫院看著我媽媽受苦，同時被你們的簡訊和文章轟炸，最後在停車場一個人完成轉賬，然後在車裡崩潰？”
“從資料上看，是的。”危暐回答，“轉賬後的心率資料顯示，他在車裡經歷了劇烈的情緒波動，然後進入一種麻木狀態。這是道德底線首次突破後的典型反應。”
曹榮榮記錄：“第一次突破最為艱難，因為要克服的是長期內化的道德準則。一旦突破，後續的突破會變得更容易——這在心理學上稱為‘道德滑梯效應’。”
麗莎·楊教授轉向危暐：“在你的實驗設計中，這次突破的意義是甚麼？”
“驗證‘愧疚感轉化模型’。”危暐說，“我的假設是：當個體的愧疚感（對家人）與責任感（對組織）被捆綁時，愧疚感不會導致反抗，反而會成為服從的動力。因為服從組織任務被框架為‘解決愧疚的途徑’——只要完成任務，組織就會幫助家庭，愧疚就解除了。”
“實驗結果呢？”沈舟問。
“假設成立。”危暐說，“第一次突破後，張堅的後續決策明顯加速。第二次轉賬（80萬）的猶豫期從三天縮短到36小時，第三次（200萬）縮短到28小時。愧疚感確實成為了燃料，而不是剎車。”
陶成文看著資料，輕聲說：“所以張堅的善良——他對家人的愛和責任——反而成了害死他的東西。”
“在特定的操縱框架下，是的。”危暐平靜地回答，“這也是我研究中最具諷刺性的發現之一：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在系統性的心理操控下，可能成為最致命的弱點。”
會議室裡一片死寂。
（三）第二輪覆盤年3月——社會支援系統的系統性剝離
陳文淵教授調整了議題：“我們進入第二階段。根據日誌年3月開始，你們開始系統性地剝離張堅的社會支援網路。請從社會心理學角度解釋這一階段的設計。”
危暐的輪廓再次前傾：“這一階段的核心目標是：製造‘孤島效應’。當一個人失去外部參照和情感支援時，他對資訊的判斷會高度依賴單一來源——在我們的案例中，就是‘李主任’。”
他調出社會關係網路圖：
“剝離層一：工作關係”
“2019年3月，我們透過中間人在能源局散佈模糊謠言：‘老張最近神秘兮兮，是不是家裡出事了？’‘聽說他到處借錢。’這些謠言不具體，但足以讓同事產生疑慮。”
鮑玉佳在外圍觀察席舉手申請發言，獲准後說：“我在社群工作中見過類似現象——當一個人開始表現出異常時，如果周圍有模糊的負面傳聞，人們會本能地‘保持距離’，而不是上前關心。這是社會自我保護機制。”
“正是利用這種機制。”危暐繼續說，“我們監控到，3月之後，張堅在單位食堂獨自用餐的比例從25%上升到73%，同事主動與他交談的次數下降了58%。”
“剝離層二：朋友關係”
“張堅有三位長期好友。我們採取了差異化策略——”
“對A（正直的老工程師）：製造‘恰巧聯絡不上’。當他給A打電話時，我們透過基站訊號干擾，讓電話顯示‘無法接通’。連續三次後，他放棄了。”
“對B（心軟但易受影響）：透過中間人傳話‘老張最近可能涉及麻煩事，你少摻和’。B選擇了迴避。”
“對C（關係較淡）：不做干預，因為影響力有限。”
付書雲忍不住說：“你們連他打電話求救的路都堵死了！”
“實驗需要控制變數。”危暐的回答冰冷依舊，“如果他在崩潰前向朋友傾訴，可能會獲得不同的認知框架，從而提前終止實驗。我們需要觀察的是：在完全孤立的條件下，一個人的道德決策中樞會如何工作。”
“剝離層三：家庭關係”
“這是最精細的部分。”危暐調出家庭監控資料，“張堅對家人的愧疚感極強，這既是操控的槓桿，也是潛在風險——他可能向家人坦白。我們的策略是：強化愧疚感，同時切斷坦誠溝通的可能性。”
他展示了幾條關鍵記錄：
2019年3月15日：張堅兒子張斌再次求職失敗，情緒低落。當晚，“李主任”來電：“組織正在推進你兒子的工作安排，已有初步意向單位。”
2019年3月22日：張堅妻子因費用問題被迫減少一次透析。兩天後，醫院“恰巧”通知有一種新療法，但費用昂貴。“李主任”同步告知：“特需藥品審批已進入最後階段。”
2019年4月5日：張堅嘗試向妻子透露“最近工作壓力大”，妻子因病痛只是敷衍回應。監控顯示，他之後三天都處於自責中，認為“連家人都幫不上，還讓他們擔心”。
麗莎·楊教授敏銳地指出：“你們在製造一個惡性迴圈：家庭困難→張堅愧疚→‘組織’承諾幫助→張堅更依賴‘組織’→為完成‘組織任務’進一步損害家庭→更深的愧疚。這個迴圈一旦啟動，就會自我強化。”
“是的。”危暐說，“我們稱之為‘愧疚-依賴迴圈’。設計精妙之處在於：每一次‘組織幫助’的承諾都模糊而延遲，永遠不會真正兌現，但又總在家庭危機時出現，製造‘希望’。”
沈舟補充社會心理學視角：“這實際上是一種‘情感綁架’。張堅陷入了一種思維困境：如果現在退出，‘組織’承諾的幫助就會消失，家庭困境會惡化；只有繼續，才可能‘兌現’那些承諾。這種困境會讓人喪失理性判斷能力。”
陳文淵教授轉向危暐：“在這個過程中，你們是否考慮過這種剝離對張堅心理健康的影響？資料顯示年4月，他的焦慮指數已經達到臨床診斷標準。”
“考慮過，並持續監測。”危暐說，“實驗倫理允許在知情同意前提下造成可控的心理壓力。當然，張堅並未知情同意，這是倫理違規。但從純研究角度，我們需要觀察在持續高壓和孤立下，個體的心理韌性極限。”
曹榮榮在紙上快速寫下：“他將‘倫理違規’輕描淡寫為‘純研究角度’，說明他的道德脫鉤已經完成。”
張斌突然舉手：“我想問一個問題。”
所有人都看向他。
“你們監控了我爸這麼久，”張斌的聲音很輕，但每個字都清晰，“有沒有一次……哪怕一次，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覺得他可憐？覺得不該再繼續了？”
圓桌陷入長久的沉默。
最終，危暐回答：“在我的實驗團隊中，有三名成員在中期提出過倫理疑慮。其中一人於2019年6月退出，我支付了封口費。另外兩人被我說服——我向他們展示了實驗的‘科學意義’，以及‘個體犧牲為集體知識進步做貢獻’的宏大敘事。”
他頓了頓：“至於我個人……在實驗進行中，我將張堅視為‘實驗體09’，不是一個人。這種認知重構是必要的，否則無法進行如此精密而冷酷的操作。”
“實驗結束後呢？”張斌追問，“我爸死後，你看那些資料時，有沒有一瞬間，想起那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危暐的輪廓靜止了。
十秒。二十秒。
“有一次。”他終於說，“在整理‘術後觀察’筆記時，我看到一張照片——張堅辦公桌抽屜裡的那枚紐扣，旁邊是他兒子的照片。我意識到，這枚紐扣承載著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愛，而這種愛，在我的評分模型裡只是一個‘家庭情感連線強度：9.2/10’的資料點。”
“那一刻，”危暐的聲音似乎有了一絲極細微的波動，“我意識到我的模型遺漏了甚麼。但我不確定那是甚麼。直到我看到他餵狗的照片，直到現在坐在這裡，聽你們稱他為‘張堅’而不是‘實驗體09’，我才開始……隱約明白。”
陳文淵教授輕聲說：“你遺漏的是‘人的不可還原性’。無論多少資料點，都無法完全捕捉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全部——他的愛、他的恐懼、他的尊嚴、他在絕望中依然選擇分一半面包給流浪狗的那種無法被量量的東西。”
危暐沒有回應。但監控資料顯示，他那一端的音訊輸入有極其輕微的呼吸變化。
（四）第三輪覆盤年7月——終極壓力測試的設計邏輯
麗莎·楊教授推進議程：“我們進入第三階段。2019年7月，當張堅已經挪用超過1000萬、處於崩潰邊緣時，你們反而加大了壓力，提出了最後三筆總計1000萬的轉賬要求。為甚麼？從實驗設計角度，這不是風險過高嗎？”
危暐恢復了冷靜的敘述語氣：“這是‘終極壓力測試’的必要環節。我們需要觀察：當個體的道德資源幾乎耗盡、退路幾乎被封死時，是選擇徹底崩潰，還是選擇‘最後一搏’的瘋狂。”
他調出2019年7月的關鍵操作記錄：
“操作一：虛假希望注入”
“7月10日，我們偽造了‘部委特批檔案’，顯示‘張堅同志之子張斌的工作編制已進入最終審批流程’。檔案細節極其真實，包括具體的部門、文號、甚至審批領導的簽名習慣。”
“操作二：危機升級”
“7月12日，透過醫院內線告知張堅：‘有一種新的透析方案，可大幅延長生存期、提高生活質量，但每月需自費3萬元，且需預交一年費用。’”
“操作三：退路徹底封閉”
“7月15日，安排中間人冒充‘紀委人員’，給張堅單位兩位正直同事打匿名電話：‘張堅可能涉及嚴重問題，組織正在調查，請保持距離。’這切斷了他最後的潛在求助物件。”
“操作四：終極敘事構建”
“7月18日，‘李主任’進行了一次長達22分鐘的通話。核心資訊：”
“‘任務已到最後關頭，成功在望。但國際局勢突變，需要緊急追加資金完成收尾。’”
“‘你是整個任務最關鍵的一環，如果此時退出，前功盡棄，國家將蒙受巨大損失。’”
“‘組織承諾：任務完成後，你兒子的工作、你妻子的新療法、甚至你個人的特殊貢獻表彰，都會一一落實。’”
“‘但如果失敗，不僅這些沒有，你還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沈舟分析通話記錄：“這次通話使用了‘損失框架’而非‘收益框架’。不是強調‘成功後你會得到甚麼’，而是強調‘失敗後你會失去甚麼，併成為罪人’。這在行為經濟學中更有效，因為人對損失的恐懼遠大於對收益的渴望。”
危暐肯定：“是的。而且這次通話後，我們監控到張堅出現‘決策癱瘓’——連續三天無實質性行動，每天在辦公室呆坐超過10小時。這是認知資源耗竭的表現。”
付書雲調出那三天的監控記錄：“但他還是在7月25日、8月5日、8月15日完成了最後三筆轉賬。為甚麼？是甚麼推動了一個已經崩潰的人繼續行動？”
“兩個因素。”危暐說，“第一，沉沒成本效應。他已經投入了1300萬，如果現在停止，這些錢就‘白費’了，而且自己還會成為‘罪人’。第二，虛假希望的最後燃燒。我們設計了一個‘倒計時敘事’——‘只要完成這最後一筆，一切都會好起來’。”
他展示了一條關鍵簡訊記錄：
2019年8月14日
發件人：李主任
“張堅同志：最後一筆350萬到位後，任務將於72小時內完成。屆時，你兒子的錄用通知書、你妻子的新療法預約、以及你的特別貢獻獎章，將同時送達。堅持最後一步。歷史將記住你的名字。”
張斌看著那條簡訊，眼淚無聲滑落：“我爸……真的相信了。”
“他需要相信。”曹榮榮輕聲說，“因為如果不相信，他就必須面對自己已經毀了一切、而且無法挽回的現實。那太痛苦了，大腦會選擇相信哪怕最荒謬的希望，來避免這種痛苦。”
陳文淵教授轉向危暐：“在實驗設計上，你們有沒有預設‘終止點’？比如，如果張堅在這個過程中出現自殺傾向，是否會干預？”
“有終止協議。”危暐說，“如果張堅表現出明確的自殺意圖——如購買工具、寫詳細遺書、與他人告別——我們會啟動‘緊急安撫程式’：透過偽造的‘任務成功’資訊暫時穩定他，然後觀察他如何應對隨後的‘系統暴露’（單位審計）。”
“但你們沒有干預。”麗莎·楊指出，“根據日誌，張堅在8月27日寫下遺書草稿，你們監測到了，但沒有啟動安撫程式。”
危暐沉默兩秒：“因為遺書是草稿，沒有傳送，也沒有進一步行動。按照協議，這屬於‘自殺意念’而非‘自殺意圖’。我們需要觀察的是：在最後關頭，他是會選擇向家人坦白、向組織自首、還是自殺。這是實驗的‘終末抉擇觀察點’。”
付書雲猛地拍桌：“所以你們明明可以阻止，卻選擇觀察他死？！”
“從實驗角度，是的。”危暐的回答依然平靜，“我們需要完整的資料鏈，包括‘道德決策中樞徹底崩潰後的終極選擇’。這是研究的核心價值所在。”
圓桌周圍，除了危暐，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憤怒、悲痛或難以置信。
陶成文深吸一口氣，強行保持主持人的冷靜：“那麼，在張堅做出最終選擇後，你們的‘術後觀察’是甚麼？”
（五）第四輪覆盤年8月28日之後——資料如何成為商品
危暐調出最後的資料記錄：
“2019年8月28日凌晨3點17分，張堅在辦公室自殺。我們透過監控確認死亡，然後啟動‘資料封存程式’。”
“步驟一：痕跡清理”
“遠端刪除了他手機和電腦中的所有木馬程式，清除了我們伺服器的相關訪問日誌。保留了核心資料，但切斷了可追蹤的連線。”
“步驟二：資料打包”
“將九個月的所有資料——心理指標、生理資料、社會關係變化、決策時間線、資金流轉記錄——打包成‘實驗體09完整資料集’，大小。”
“步驟三：價值評估與定價”
“根據資料的完整性、稀缺性和應用潛力，我們給資料集定價為120萬美元。潛在買家包括：其他詐騙集團（用於最佳化話術）、某些國家的情報機構（用於社會操控研究）、學術黑市（用於發表‘突破性’論文）。”
程俊傑在外圍席舉手發言：“我們後來在KK園區伺服器發現了銷售記錄。確實有三個買家接洽，但最終成交只有一個——中東某王室資助的研究機構，以85萬美元成交。他們還購買了‘方法論教程’。”
“是的。”危暐確認，“那家機構對‘如何在權威社會中系統性操控個體’特別感興趣。這是資料集的最大賣點。”
麗莎·楊教授難以置信：“所以一個人的痛苦和死亡，被你們明碼標價出售？”
“在知識經濟中，所有稀缺資料都有價值。”危暐說，“醫學實驗資料、心理學研究資料、甚至災難受害者的生理資料，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交易。我只是更……坦誠地進行了這種交易。”
陳文淵教授搖頭：“但這違反了最基本的科研倫理——知情同意、不傷害、資料用途透明。你將這些原則全部踐踏了。”
“所以我坐在這裡。”危暐說，“接受倫理委員會的審查。這是我第一次，在符合倫理規範的框架下，討論我的研究。”
他頓了頓，說出了一句讓所有人震驚的話：
“也許，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為甚麼那些原則存在。”
（六）第五輪覆盤：對比實驗的倫理差異
會議進入最後階段。陶成文調出兩個平行實驗的實時資料：
左側螢幕：菲律賓“理想社群”資料流。顯示著成員互助、民主決策、衝突調解的記錄。
右側螢幕：雲海市“善意地圖”資料流。顯示著市民自發幫助、社群活動、信任重建的案例。
“V教授，”陶成文說，“你現在同時在執行兩個實驗：一個是菲律賓社群（由你設計並資助），一個是雲海修復實驗（由我們執行，你觀察）。從實驗設計角度，這兩個實驗的主要倫理差異是甚麼？”
危暐的輪廓似乎在進行思考。半分鐘後，他回答：
“菲律賓實驗的倫理風險包括：”
“1. 權力不平等：我作為資助者和規則設計者，對社群有結構性權力。”
“2. 自願性瑕疵：成員因貧困加入，並非純粹自願。”
“3. 退出成本：雖然承諾提供三個月過渡補助，但退出意味著失去社群支援，實際成本仍然存在。”
“4. 觀察者效應：成員知道我（或我的團隊）在觀察，行為可能被扭曲。”
“雲海實驗的倫理優勢在於：”
“1. 權力分散：沒有單一控制者，社群自組織。”
“2. 純粹自願：參與者出於真實意願，沒有任何經濟脅迫。”
“3. 透明性：所有規則和資料公開。”
“4. 真實生態：實驗發生在真實社會環境中，不是人為建構的‘實驗室’。”
沈舟追問：“那麼，從科學價值角度，哪個實驗產生的資料更有說服力？”
“雲海實驗。”危暐毫不猶豫，“因為它在真實世界中驗證了假設，樣本更自然，外部效度更高。菲律賓實驗更像一個‘理想條件驗證’，雖然內部效度高，但難以推廣到真實世界。”
這個回答讓所有人意外。危暐竟然承認自己的實驗設計不如修復中心的實踐。
張斌再次舉手：“既然你知道雲海的實驗更好，為甚麼還要在菲律賓做那個社群？”
危暐沉默了更長時間。
“因為……”他的聲音似乎有了一絲猶豫，“我需要親自設計一個‘善的系統’，來驗證我是否具備這種能力。或者說，來驗證——如果當年我沒有走向犯罪道路，如果我用同樣的智力和資源去建設而不是破壞，我能創造出甚麼。”
他停頓：
“也許，這也是我對自己的一個實驗：一個曾經用精密計算摧毀他人的人，是否能用同樣的精密計算，去建設一些……不那麼容易被摧毀的東西。”
會議室裡，連呼吸聲都清晰可聞。
陳文淵教授緩緩開口：“V教授，根據今天的討論，倫理委員會的初步評估如下：”
“第一，你過去的實驗嚴重違反科研倫理，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
“第二，你目前進行的菲律賓實驗，雖然在設計上有所改進，但仍然存在重大倫理風險，需要更嚴格的監督和調整。”
“第三，你參與雲海實驗的觀察，必須遵守最嚴格的資料使用規範，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或操控。”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
陳文淵看向危暐的輪廓：
“你是否有意願，將自己的認知模式、決策機制、道德發展軌跡，作為研究物件，納入一個長期的、符合倫理的追蹤研究？這可能包括神經影像學檢查、深度心理訪談、認知測試等。研究的目的是理解‘危暐這樣的人如何形成’，以及‘如何防止下一個危暐出現’。”
危暐沒有任何猶豫：
“我願意。這本身就是我最感興趣的研究問題——一個研究者的自我研究。條件是：研究必須是科學的、全面的，並且在我被法律制裁後仍然能夠繼續。我希望我的大腦在死後能被捐獻研究，就像那些為醫學進步捐獻遺體的人一樣。”
付書雲終於忍不住：“你以為這樣就能贖罪嗎？就能抵消你犯下的罪嗎？”
“不能。”危暐平靜地說，“但也許，能讓我的罪產生一些除了傷害之外的價值。就像張斌用父親的痛苦來幫助其他人一樣，我也許可以用我的扭曲，來幫助理解扭曲是如何發生的。”
他最後說：
“會議時間到了。按照協議，本次會議記錄將存檔。下一次會議將在七天後，討論菲律賓社群的具體倫理監督方案。”
螢幕暗了下去。
（七）會議之後：每個人的深淵
倫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結束，但沒有人離開會議室。
付書雲坐在那裡，肩膀因憤怒而顫抖：“我們到底在做甚麼？和一個殺人犯討論學術問題？”
沈舟疲憊地揉了揉太陽穴：“我們在嘗試理解一個前所未有的案例。如果我們能理解危暐，也許能預防下一個張堅的悲劇。”
張斌輕聲說：“付叔叔，我知道你恨他。我也恨。但我想……如果我爸在天有靈，他會希望自己的死能有點意義。如果研究危暐能讓別人不被騙，那也許我爸的命就沒有白丟。”
曹榮榮調出會議中的生理資料監測：“危暐在談到自己母親和狗時，心率變異性出現顯著變化。在陳教授問他是否願意成為研究物件時，他的面板電反應出現了積極情緒的特徵。這可能不是表演。”
陶成文站在全息圓桌前，看著空置的危暐席位：
“今天，我們每個人都面對了自己的深淵。”
“付書雲面對的是正義與理解的衝突。”
“沈舟和曹榮榮面對的是科學倫理的灰色地帶。”
“張斌面對的是痛苦如何轉化為力量的艱難選擇。”
“而我——”他停頓，“面對的是作為一個執法者，是否應該允許一場與魔鬼的交易。”
他轉身面對所有人：
“但也許，這就是修復工作的本質：不是建立一個沒有黑暗的完美世界，而是在黑暗中，一點一點地尋找光。即使那意味著，我們必須先直視黑暗深處的東西。”
窗外，已是黃昏。
第八百九十八章，在倫理困境的黃昏中結束。
下一章，七日之約：當菲律賓社群出現第一個重大危機，當危暐在倫理監督下首次做出“符合道德”的決策，當雲海市的善意網路開始反向影響菲律賓社群的執行，兩個平行實驗將如何互相滲透？而危暐提出的“自我研究”，又將如何改變每個人對他的認知？
深淵已被照亮，但最深的黑暗和最亮的光明，往往來自同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