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暴力是政治鬥爭的延伸，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政權的建立是不沾血的。暴力是人類生存的必須，我們要做的不是拒絕暴力，而是要懂得控制暴力。
“和平”從不是天賦人權，而是權力的產物。世人對“和平”往往有一種浪漫化的幻想：彷彿它是與生俱來的秩序，是人類文明天然的成果，是隻要大家“好好說話”就可以獲得的終極狀態。然而現實殘酷地一再證明：和平從來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權力結構重新建構之後的結果，是在暴力的摧毀和壓制中暫時獲得的秩序。
和平從不來自妥協與勸說，而是來自對反抗者的清剿、對不服者的征服、對秩序的重新武力締結。沒有哪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和平，是在眾聲喧譁中達成的；它們都是在某一方失去鬥爭能力之後，被迫接受強權邏輯所定義的“和平”。和平不是善意的協商，而是戰爭之後的靜默；不是理性的契約，而是流血之後的屈服。
暴力是秩序的建構者，而非破壞者。在主流話語中，“暴力”往往被視為野蠻、破壞、倒退，是“非文明”的象徵。而“和平”被抬升為理性、文明、進步的標誌。但這套二元對立的敘事，掩蓋了一個關鍵事實：真正建立秩序的，恰恰是暴力本身。
國家的產生、法律的確立、邊界的劃定、政權的更迭，無一不是透過暴力實現的。國家壟斷暴力不是為了終結暴力，而是為了將暴力制度化、合法化、國家化。軍隊、警察、監獄、審判系統，構成了和平的根基——它們不是和平的敵人，而是和平的執行者。（國家本身也是統治階級的體現，階級壓迫的工具，這點在前面提到過）
沒有暴力的保障，和平只是脆弱幻想；而在權力者眼中，和平不過是“暴力已足以壓制所有反抗”的另一種表述。所謂“和平”，常常是強者定義的服從。
誰來定義和平？誰來宣佈戰爭結束？誰來裁定暴力已經“足夠”？毫無疑問，是強者。強者制定規則、終止戰鬥、書寫歷史，而弱者只能在“和平”的名義下承受所有屈辱與沉默。
在這個意義上，和平其實是被壓迫者沉默的結果，是失敗者簽署的條約，是戰敗國放下武器的時刻。它不是平等者之間的握手，而是上下位者之間的命令與服從。
“和平協議”常常是殖民者強加給被殖民者的。“戰後重建”常常是勝利者主導的再塑造。“和諧社會”往往意味著壓抑衝突、消滅異見、消解多元。和平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用來遮蔽權力的不公與暴力的結構。
理性從未戰勝暴力，暴力只是暫時沉默。啟蒙主義以來，人們開始寄希望於“理性”替代“野蠻”，“協商”替代“戰爭”，“民主”替代“強權”。可現實一次次打臉：理性永遠無法說服真正的強者放下槍械，協商總在權力極度不對等的背景中破產。
暴力不是愚蠢者的衝動，而是統治者的工具。它不是理性失效的產物，而是理性的延伸：是一種高效率達成目標的“物理形式的說服”。政治家和將軍之所以愛談“和平”，不過是他們清楚暴力成本之高，希望用話術贏得更多順從者。但當對手不從，他們依舊選擇動用鐵與血。
和平常常只是暴力的戰術休眠，是下一輪統治準備的間歇，而非暴力本身的終結。所謂“和談”或“斡旋”，只是戰爭狀態下的技術性博弈而已。
歷史的轉折點，全都建立在暴力之上。世界史上所有重大政治結構的重組，莫不以暴力為前提。無論是奴隸社會的崩解，封建制度的覆滅，帝國主義的擴張，還是殖民體系的解體、國家的獨立、革命的勝利、政權的更替——其核心推動力不是“民意”，而是武力。
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反殖民戰爭、民族解放運動，沒有一場是透過“溫和”的辯論達成的。暴力在此不是惡，而是一種政治機制，是歷史轉彎時不可替代的手段。沒有革命的暴力，也就沒有後來“和平”的國家
“非暴力”本身是一種特殊情境下的策略。人們往往崇尚“非暴力抵抗”式的勝利，將甘地、馬丁·路德·金視為和平主義的典範。但這類成功恰恰是例外，它們的成功前提從不是“完全拒絕暴力”，而是建立在對方不願繼續動用極端暴力的背景下。
甘地的“非暴力”能取得效果，是因為英國殖民政府在國際壓力下無法無限鎮壓；馬丁·路德·金的“和平遊行”之所以能激起共鳴，是因為背後還有更激進的“黑豹黨”“民族主義運動”在推進。
“非暴力”若無制度內外激烈矛盾的支撐，它只是無牙之虎，甚至成為權力的笑柄。“和平抗議”只有在暴力威脅的背景下，才可能迫使對方讓步；而真正的和平，往往不是透過非暴力達成的，而是迫使對方不得不接受非暴力的存在。
國家壟斷暴力，不是為了和平，而是為了維穩。現代國家往往自詡為“和平的守護者”，其正當性很大一部分來自“終結混亂”“維持秩序”的承諾。而所謂“秩序”，其實就是合法暴力對非法暴力的替代。
國家並不反對暴力，它只是反對未經它授權的暴力。國家的本質，是壟斷合法暴力，並透過法律體系和意識形態工具對其進行合理化解釋。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並非和平之源，而是合法暴力的機構性容器。
維穩機器、鎮暴系統、監控網路、國安法規，無一不是以“和平”為名，執行暴力的工具。它們的存在不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自由呼吸，而是為了讓整個社會更趨於穩定。
統治者之所以頻繁宣講“和平”“穩定”“和諧”，是因為他們深知——一旦暴力合法性被揭穿，現有秩序將無以為繼。於是他們不斷灌輸一種邏輯：“和平高於一切”“穩定壓倒一切”“暴力是原始的、野蠻的、落後的”。
透過這種長期意識形態洗腦，人民開始對“暴力”產生本能厭惡，而將“和平”視為絕對正義，哪怕這種和平其實是壓迫性的沉默、結構性的失語。
這種對和平的迷信，最終導致民眾放棄抵抗，放棄組織，甚至指責反抗者“破壞安定”。奴役變得“有秩序”，沉默變得“道德化”，反抗者反而成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真正屬於人民的和平，不是屈服後的安靜，不是壓制下的秩序，而是反抗勝利後的新結構重建。只有當壓迫者被打倒，壓迫結構被摧毀，新權力關係被人民掌握，和平才不再是服從的代名詞。
這種和平，是建立在血與火的勝利上；不是因為不流血而實現的和平，而是因為流過血才贏得了和平。這種和平，才有真正的尊嚴、有真正的平等、有真正的自由。
和平不應只是“沒有戰爭”，而應是“沒有壓迫”。只有當人民掌握權力，才能建立一個不是壓迫下的和平，而是解放後的和平。
不要害怕暴力，要害怕不公。和平不是神聖的終點，而是一種階段性的工具；暴力不是絕對的惡，而是一種改變世界的方式。我們不能被動地等待“和平降臨”，而應主動地爭取真正屬於我們的社會結構與政治空間。
不要輕信那些不斷高喊“和平”的人，他們往往只是想維持現狀；也不要害怕那些揭露暴力真相的人，他們才是真正敢於改變現實的人。
這個世界最可怕的，不是暴力本身，而是那些以“和平”之名，掩蓋暴力不公的結構。我們要勇敢面對這殘酷現實，因為，唯有正視暴力的本質，我們才可能真正贏得和平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