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先說擺攤這事兒，真不是說幹就幹的。古代市井，街頭巷尾的空間，其實都是官府的財產或管理範圍。城門、街口、橋頭、碼頭這些人流密集之地，更是寸土寸金。
以唐長安、宋汴梁、明南京、清北京為例，這些城市都有固定的坊市區和市場時段。比如唐代《唐六典》規定：“凡坊市之制，市在京城之中，東市、西市為正。”市開必有市令（市長），市司管理秩序、徵收市稅。夜晚閉市，坊門關閉，坊牆高築，無照難行。
宋朝時，《夢粱錄》記載臨安夜市繁華，但那也是經過官方批准的特定區域。任意擺攤，尤其在街道中央、官道兩旁，一旦被巡捕逮住，輕則罰錢十文二十文，重則當街捆綁，東西沒收，還可能被送入牢獄。
明清時期更加苛刻。擺攤要有“攤照”，類似現在的營業執照。申請攤照，得先去市司衙門登記，交銀納費，經過保人擔保，才能獲批。而且攤照一年一驗，不是終身有效的。小民家裡湊個攤照錢，就是大難題。
清代《會典》載，乾隆年間，北京攤照收費按月、按年不同標準，每月二三百文起步，熱門地段更高。臨時攤販（流動攤）得交臨時攤稅，別看錢不多，但加上各種打點、賞錢、巡街小吏的“潤筆費”，就是一筆鉅款。
沒有攤照的人怎麼辦？只能躲在偏僻衚衕、巷口偷偷賣。一旦被抓，輕則罰錢，重則“杖二十”，打得皮開肉綻。
攤稅，是市井攤販繞不開的噩夢。
唐代東市、西市每月固定收取“市稅”，按攤口大小、品類徵收，貴重貨物高稅率，日用百貨低稅率。宋代臨安，官方有“行錢”“牙稅”，攤販每日交納，收據由市司發放。無收據者，一律視作非法販賣。
明代城門稅、橋稅、埠頭稅齊下。比如你賣米，你的米要過城門，過橋，進米市，全程繳稅。運米入南京南門，城門稅每石米收取銅錢二十文，橋稅另收十文，米市攤稅每擔另繳五文——一圈下來，淨利被吃掉一半。
清代攤稅更加細緻化。順治時就有“行稅”“牙帖稅”，乾隆年間又增“燈油稅”“夜禁稅”，凡夜間開張的小販，需繳納夜市燈油費，以供夜市照明和巡邏。廣州、蘇州、揚州這類大城市，甚至有地方衙役私設攤稅，攤主若不交，還會被刁難、扣貨、勒索。
除此之外，還有地痞流氓收“保攤費”。不交？攤位被砸、貨物被毀。地痞多與地方小吏勾結，告狀無門。嘉靖年間就有揚州商販聯合狀告市司衙役與地痞合謀，結果狀紙未出城門，帶頭商販已遭暗害。
攤稅攤費，成了小攤販每天的沉重枷鎖。
古代城市有明確的坊市劃定。
唐代長安有108坊，坊內居民生活，市內商販營業。坊市分明，市開時鼓響，閉市時鑼鳴。坊門日落即閉，無關人員不得隨意出入。違規夜市，被視作聚眾滋事或圖謀不軌。
宋代臨安、明南京等城，坊市劃分依舊嚴格。城中街道，嚴禁亂擺攤位，臨街房屋如無官批“牙帖”，不得臨街開鋪。
明洪武時規定：“凡無照者，夜間出市，見有小商小販，盡收物以充官用。”抄家式沒收成為官方打壓非法攤販的慣用手段。
熱門攤口多被世家大族、豪強商戶世襲壟斷。汴梁“魚市口”、臨安“香市街”、南京“聚寶門外”、北京“珠市口”等地的攤口，往往傳數代歸一家所有。新手小販別說插手，就是想擠進去賣點貨，也得看人臉色。
攤販、商鋪背後的行會，其實是半合法壟斷機構。
宋元時期的牙行、明清的公所、鋪戶行會，無不把持行業出入門檻。要擺攤，先入行。入行要交“規錢”，即入行費，還得定期繳納會費，名為行業管理，實為利益瓜分。
行會不僅統一價格，還規定銷售範圍、產品規格、經營時間。誰敢壓價搶市，行會就能派打手圍堵、砸攤、放火。
清代蘇州絲行規定，未經絲行許可不得開絲鋪，哪怕你絲質再好，價格再低，一樣被驅逐。廣州茶行、北京珠寶行、揚州鹽行莫不如此。
行會首領大多與地方大員、官府勾結，年節獻禮、平日賄賂，行會規錢中相當部分用於打點官府。
真實的小攤生活，遠比小說中苦百倍。
明清時期，一戶小販夫妻，凌晨即起，推著小車去城門外批發貨物，付城門稅、橋稅，再趕至集市付攤稅、規錢，午前才能開張。中午高峰期，小吏、地痞輪番來要茶水錢、保攤錢。夜晚收攤，需付燈油錢、夜禁錢。一天辛苦，除去雜費，僅夠果腹。
南宋臨安《市語》記載，有賣糕餅者，因無力交攤稅，被市司杖責，餅車被沒收，妻兒流落街頭。
清乾隆時，杭州米販張二，因被市司勒索無法忍受，憤而自焚於市口，引發米商罷市，最終市司換官，但攤稅並未減輕。
夜市在古代其實並不自由。
唐代夜禁極嚴。坊門日落即閉，夜行必持照引，無引者視作盜賊處置。宋代雖有夜市，但集中於官准地區，如臨安瓦子夜市、汴梁燈市，攤販需納宵禁錢、燈油錢，受官方夜巡約束。
明清夜禁更重，鼓樓打更後，市口必清。夜間偷擺攤，若被逮獲，輕則杖責、罰錢，重則充軍流放。
這使得小商販生存空間進一步壓縮。夜市收入雖好，卻伴隨高風險。夜禁期內，商販需花大價錢打點市司、衙役，稍有疏漏就是滅頂之災。
揚州米商李五，因交不起新加的燈油稅，被市司衙役當街痛打，米攤被毀，糧食傾倒一地。
蘇州小販王三，為避行會勒索，夜間偷偷在巷口賣布，被布行發現後糾集人手當街撕布，告狀無門。
廣州茶販何二，為應付攤稅，三年間變賣家產，仍欠債累累，最終攜家遠逃鄉里。
這些隨口編的血淚故事，能反應當時的百姓有多難。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些地方縣誌，估計有更詳細的記載。
古代攤販生意規模的提升，受制於階級固化和官商勾結。
攤商想擴鋪增號，得向市司、行會、官府一層層打點，花費銀兩不計其數。熱門攤口和優質店鋪早被豪商世家世代盤踞。
偶有寒門商販富甲一方的，大多結局悲慘：要麼被官府以“奸商”“擾市”名義抄家，要麼被行會排擠至絕境。
攤稅、攤費、攤照，本質是權力與利益的再分配。
市司衙門上下分肥，行會首領暗送銀兩。市稅收入被地方官用作養兵、養衙役、修城樓、打點上級。小吏、衙役靠攤稅收入外快，行會靠攤費攫取行業暴利。
攤商不過是這套權力機器的最底層。任何挑戰權力秩序的小商小販，都將被迅速碾碎。
古代攤販雖弱，但並非全無反抗。
南宋臨安、元大都、明南京、清廣州等地都曾爆發小販罷市、聚眾鬥毆、圍堵市司的事件。
但結局幾乎都是被鎮壓。頭目被處死，參與者充軍，攤稅反更沉重。
他們的故事，被湮沒在歷史塵埃，卻是市井經濟血淋淋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