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五日

丘學平與一位民政院總理彭立清親自派來的民政專員——名叫方拓的中年男子，一同巡視藏省第一大城市拉撒城郊。

他們走過一片片屬於貴族的莊園，眼前的景象讓見慣了戰場殘酷的丘學平也皺緊了眉頭。

在一個尚未被完全接管的莊園外，他們看到一個枯瘦如柴、腳戴鏽蝕鐵鐐的農奴，正揹著重比他身體還大的柴捆，在管事的皮鞭虛影下蹣跚前行。

看到軍隊過來，那農奴本能地匍匐在地，渾身發抖，不敢抬頭，莊園的管家，一個穿著油膩藏袍的胖子，點頭哈腰地迎上來，用夾雜著藏語和生硬九州語諂媚地問候。

方拓蹲下身，儘量用平和的語氣讓翻譯問那農奴叫甚麼，是哪裡人，農奴只是磕頭，嘴裡含糊地念著求饒和佛號，對自己的名字和來歷似乎都已麻木遺忘，他破爛的衣衫下，露出新舊交疊的鞭痕和凍瘡。

“看到沒有，丘師長，”方拓站起身，臉色陰沉，“這就是我們必須要摧毀的制度基礎，人身依附，毫無權利，甚至不把自己當人，軍事鎮壓只能讓表面服從，真正要收服這片土地的人心，必須從這裡開始。”

在軍政合力的情況下，民政的各項改造迅速推開。

首先是農奴的解放

九州軍士兵在民政幹部帶領下，直接開進一家家貴族莊園和寺廟屬地，他們召集所有農奴和奴隸，當眾宣佈：

“自即日起，所有“差巴”（支差役者）、“堆窮”（小戶）、“朗生”（家奴）等農奴身份一律廢除！所有的人身依附契約、高利貸借據、賣身文書，全部無效！”

士兵們用刺刀撬開貴族們珍藏契約的鐵櫃或檀木匣，將成捆發黃的、按著手印或划著符號的契據拋入熊熊火堆。

火光映照著農奴們難以置信的臉龐。有些人下意識地想去搶回——那是他們祖輩為奴的“憑證”，也是他們唯一被承認的“身份”。

但更多的人，看著那些象徵著無形的繩索的紙張化為灰燼，眼眶逐漸溼潤，佝僂的背脊，第一次嘗試著挺直。

士兵們隨後給每個人發放了一張簡單的、蓋著“九州臨時行政公署”紅印的身份木牌，告訴他們，憑這個，可以自由離開莊園，去任何地方，找任何活計，沒有人可以再把他們抓回來。

對於貴族階層的處理，則顯示出分級對待的策略。

那些雙手沾滿農奴鮮血，既積極參與甚至組織武裝抵抗，又曾犯下虐殺、殘害農奴重罪的叛亂貴族，是九州軍清算的第一等目標。他們經公審後被迅速處決，家族所有財產全數沒收。

有個高官，被數十名農奴聯名舉報 —— 此人不僅曾用頭骨，更是曾經親手虐殺了數名奴隸。

他的公審大會開在河灘上，宣判結束後便被當場處刑，其佔地百畝的豪華莊園，當天就被改造成臨時醫院和學校，名下數千畝土地，全部分給了周圍世代耕種的奴隸。

至於罪行較輕，僅參與過抵抗但無虐殺劣跡，或是在九州軍兵臨城下時主動投降、未公開參與叛亂的中小貴族，則被劃為第二等，採取 “贖買” 與改造結合的政策。

贖買就是：民政機關會直接派專員上門，強制贖買他們名下多餘的土地和牲畜。價格壓得極低，卻美其名曰 “保障家族體面生活” 的底線；若是有人敢說半個 “不” 字，專員的腰間，就掛著隨時能拔出來的槍。

改造的方式為：參加體力勞動 —— 修路、植樹、修建公共設施。

緊接著就是生產資料的分配問題了。

這些被沒收，贖買的牧場、牲畜，在民政幹部和士兵監督下，以家庭為單位，按人口均分。

從未擁有過一寸土地的農奴家庭，顫抖著接過寫有地塊方位和麵積的紙條，或牽著分到的瘦弱牛羊，彷彿在做夢。

九州軍組織人手幫助農奴家庭搭建簡易窩棚、開墾生地，當第一批屬於自己的青稞苗破土而出時，許多農奴跪在田埂邊，捧著泥土，嚎啕大哭。

他們開始偷偷將省下的糌粑或撿到的鳥蛋，塞給巡邏的九州士兵，雖然往往被嚴肅地退回，但那種笨拙的感激，是任何槍炮都無法換來的。

同時，簡易的“供銷站”和“識字班”在較大的村落設立起來，供銷站以極低價格或憑勞動券兌換鹽巴、茶磚、鐵器等必需品，衝擊了貴族和寺廟的商業壟斷。

識字班則教最簡單的漢語數字和日常生活用語，以及“九州”、“元首”、“勞動光榮”等詞彙。穿著破爛的農奴孩子，第一次有機會拿起粗糙的木板，用炭筆歪歪扭扭地寫字。

對藏省文化層面的改造更為深遠和徹底。

所有出現在公共場所的佈告、檔案、街道路牌，一律使用九州的文字。

學堂裡，九州語是主要教學語言，教材內容是九州的歷史、地理，以及頌揚九州先鋒黨的元首陸紹遠和九州國防軍的書本。

他們之前的語言可以在家中使用，但在公共場合、集市交易、乃至寺廟之外的非宗教集會中，若發現使用方言進行“非必要交流”，初犯警告罰款，再犯則可能面臨“學習班”強制教育甚至更嚴厲的處罰。

廣播裡每天定時播放九州語新聞和宣傳節目，牆壁上刷滿了漢藏雙語的標語：“九州一家親！”“服從元首，安居樂業！”“反抗死路一條！”

經濟上，除了分配土地，九州開始推行“軍屯”與“民屯”結合。在河谷等適宜耕種處，劃出大片土地，由駐軍部隊輪番耕作，同時招募藏民參與，提供種子、農具和口糧，收穫按比例分成。

這既減輕了後勤壓力，又將一部分藏民納入新的生產組織，民政院的官員還從內地緊急調運的工程師和工人，開始勘探和修復連線青、川兩省的公路線，確保這條生命動脈在下一個冬季來臨前，能夠通行更多的卡車。

宗教領域，則是採取了管制與利用並存的謹慎態度。

九州宗教管理事務局全面入駐藏省各大寺廟，大昭寺、布達宮、扎什布寺等主要寺廟被允許保留，設定了許多限制。

所有僧侶重新登記，未成年者被勸離強制送入學校。寺廟的財產，土地、牧場、金銀法器被清查登記，大量寺屬農奴被解放，寺產被大幅度削減。

宗教活動被嚴格限制在寺廟範圍內，不得進行跨區域的大型法會，更不得干預行政司法，活佛轉世制度雖然未被廢除，但任何新“靈童”的出現，都必須第一時間向九州駐藏機構報告，未經批准，不予承認。

一批被認定“愛國”的中下層僧侶被扶持起來，協助管理寺廟日常，並負責向信眾解釋“宗教自由需在九州法律框架內”、“愛國愛教”等新概念。

這一連串的小連招下去，藏省的天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市面上開始出現內地運來的廉價布匹、鐵器，新建的診所裡，有穿著白大褂的軍醫為藏民看病，雖然語言不通，但簡單的治療和免費發放的藥物，還是吸引了不少人，學校傳來孩子們參差不齊的九州語朗讀聲。

城郊新分到土地的農奴聚居點，雖然生活依然艱苦，但傍晚時分，開始有炊煙從屬於自己的矮屋裡升起。一些膽大的年輕人，開始學著用剛學會的簡單九州語，向巡邏隊問候：“長官好。”

丘學平站在指揮所，看著最新繪製的藏區控制態勢圖，上面代表九州有效控制的紅色區域已經全部覆蓋。

他知道，這些只是表面上的，隱藏在深處文化的隔閡與依然敵意並不能在短時間內消除。

但在九州國防軍絕對的實力面前，新的骨架已經強行植入這片古老的高原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