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四九城市經濟委員會主任寬大的辦公桌後，王建軍感受著與在紅星廠時截然不同的壓力。
這裡不再是機器轟鳴的車間和熟悉的面孔，而是堆積如山的檔案、錯綜複雜的部門關係和無數雙盯著他的眼睛——
期待的、審視的、甚至是不服的。
他四十六歲，在這個位置上算得上年富力強，但資歷絕非最深。
他知道，自己這個主任，是靠徙河的功勳和紅星廠的實績“破格”上來的。
要想坐穩，進而圖謀更遠，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在這個全新的舞臺上，打下幾根讓人無法忽視的堅實樁基。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開會發令，而是帶著筆和本子，花了整整一個月，跑遍了市裡主要的工業局、重點企業，甚至一些陷入困境的老廠。
他聽彙報，更下車間；看報表，更問工人。
許多人第一次見到這位“傳奇主任”，發現他沒有架子。
問的問題卻異常刁鑽，直指成本、工藝、市場、人員積極性這些要害。
調研結束，他心中有了譜。
四九城的工業，底子厚，但包袱也重；人才多，但活力不足；
“條塊”分割明顯，協作效率低下。
紅星廠的路子，證明是有效的，但需要升級、需要推廣、更需要制度保障。
第一根樁：將“紅星模式”制度化、平臺化。
他親自起草方案，推動成立了 “四九城市工業經濟協作辦公室” ，作為市經委下屬的正式處室，專司推動企業橫向聯合。
辦公室主任，他點了將——由紅星廠調來的、熟悉聯合體運作的技術科長老陳擔任。
第一項任務，不是拉郎配，而是“發英雄帖”：
向全市工業企業徵集技術難題和優勢能力，彙編成冊，組織分行業的交流會。
“咱們不搞強迫，只當紅娘，讓企業自己看對眼，談合作。”
王建軍定下調子。
很快，機械、電子、化工等幾個行業的首次“技術需求與能力對接會”低調召開，雖然規模不大，但務實的氣氛讓不少參會廠長感到新鮮。
第二根樁：給技術之火，添上制度的薪柴。
他多次拜訪市科委、教育局，又讓王皓文、王皓東居中聯絡，終於促成了市經委與華清、京大等高校的 “產學合作框架協議” 。
協議的核心是：企業出題（實際技術難題）、學校出力（師生參與攻關）、經委協調（並提供小額引導資金）。
第一個試點專案，就落在了王皓文參與的那個“技術研究小組”上，他們正式承接了紅星廠提出的“星火鋼材軋製工藝引數最佳化模型”課題。
雖然只是用初級的計算機進行數學模擬，但意義非凡——高校的智力資源，開始系統性地注入工業實踐。
鄭教授被聘為市經委的特邀技術顧問。
第三根樁：破解最難的題，樹立最高的標杆。
他選中了 “四九城第一機床廠” 作為攻堅物件。
這是一家老牌重點廠，技術力量不弱，但產品滯銷，虧損嚴重，人心渙散。
問題核心是：主導產品落後，轉型無力。
王建軍沒有直接給錢給專案，而是帶著一機床的廠長，去看了紅星廠、二機床廠的生產線。
又牽線讓他們與東風化工廠、紡織機械廠的人座談。
“你們的問題，不是技術不行，是思路沒開啟。”
王建軍對一機床的領導班子說：
“總想著自己做整機，攤子大，風險高。
看看二機床，專攻齒輪，現在日子多紅火？
你們廠裡那幾臺大型龍門銑床，精度保持性是個寶，為甚麼不把這‘獨門絕活’做成服務，專門給其他大廠加工關鍵大件？
還有，機床數控化是趨勢，你們和高校、和紅星那個研究小組合作，搞老舊機床數控化改造服務，市場會小嗎？”
他提出，由市經委協調，以一機床為核心，聯合幾家有精密大件加工需求的重型廠和高校，組建一個 “大型精密部件加工與技術服務中心” 。
一同探索從“賣產品”到“賣服務+賣技術”的轉型。
同時，承諾從市裡緊張的技改資金中，給予啟動支援。
這個方案，點燃了一機床老師傅們的希望。
王建軍知道，如果這個老大難廠能透過協作煥發生機，其示範效應將無比巨大。
第四根樁：為未來佈局，發出戰略聲音。
在埋頭具體事務的同時，王建軍開始組織班子，著手編制 《四九城市“六五”後期工業調整與發展設想》 。
他親自擬定提綱，明確提出：四九城工業要逐步削減高能耗、高汙染、低附加值的傳統重化生產，要依託科技和人才優勢，向“高、精、尖”方向轉型，要重點培育電子、精密儀器、新材料等苗頭產業。
他甚至在一個小範圍的研討會上，首次提出了 “學院路” 這個概念，建議將那片高校科研院所密集區，規劃為“科研與產業結合的實驗區”。
這些觀點在當時看來頗為超前，甚至有些“冒險”，但體現出的戰略視野，讓市委主要領導和一些專家暗自點頭。
就在他四樁並舉，全力推進時，家庭和暗線也在同步運轉。
王皓文週末回家，不再是單純的學生，而是會帶來鄭教授團隊對某個技術問題的最新分析，或者幾頁重要的外文資料譯文。
父子間的談話，越來越聚焦於“晶片”、“數控”、“軟體”這些陌生的詞彙。
王援朝從南京來信，講述軍校裡關於“現代化戰爭”的激烈討論。
他對“技術裝備與人員結合”的思考，也讓王建軍對軍民融合有了更深的理解。
婁振華的密信則彙報：透過海外華人技術圈，初步接觸到一批即將被淘汰的“個人電腦”以及大量技術手冊，詢問是否按原計劃，以“廢舊電子教學裝置”名義嘗試引進。
王建軍回覆：“可。務必穩妥，技術資料優先。”
聶文君和王愛佳，則從財政和家庭角度，提醒他注意各個專案中的資金合規風險，扮演著重要的“剎車”和“警報”角色。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在忙碌中流逝。
王建軍如同一個高明的建築師，在四九城工業這片複雜的土地上，同時開挖著幾個深淺不一、卻都至關重要的基坑。
他知道，這些樁基能否打得深、立得穩，將直接決定他腳下這座新平臺是否牢固，更決定著他能否借力躍上更高的臺階。
他沒有急於求成，只是穩紮穩打，讓每一步都留下清晰的足跡。
因為他深信，功到自然成。
而一九八一年，就是他必須全力以赴的“功成”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