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邊良子略帶蠱惑性的聲音說道：
“你的能力可以直接變現，你的創意可以直接驗證，你的努力可以直接轉化為收入。
每一個人都有成為老闆的機會。
數字時代，可以說是人人創業的時代。
只要你有好的點子，就可以在數字平臺上得以實現。
像你們的學長學姐們一樣。”
講座結束後，學生們圍上來提問。
問題大多關於“如何成為成功賣家”、“平臺網紅主播需要甚麼技能”、“零工經濟的職業發展路徑”。
而在教室後排，就業指導中心的主任、五十五歲的教授松本一郎，默默看著這一切。
他的助手輕聲說：
“松本老師，這學期選擇參加傳統企業說明會的學生，比去年同期減少了30%。
而報名參加平臺經濟相關講座的，增加了200%。”
松本教授沒有回應。
他想起二十年前，他作為東大學生參加就業活動時，夢想是進入索尼、豐田、三菱商事這樣的企業，成為“東瀛製造”或“東瀛商業”的一員。
那時他們討論的是技術突破、國際拓展、產業升級。
而現在，這些最聰明的年輕人，在討論如何成為網紅、如何運營網店、如何管理騎手。
不是這些工作沒有價值，而是當一個社會的精英人才，大量流向“流量變現”和“即時配送”領域。
而不是流向材料科學、精密製造、生物醫藥、航空航天這些需要長期投入的基礎領域時，這個社會的長期競爭力會如何？
松本教授收拾好資料，走出教室。
走廊的公告欄上，貼著一張海報：
“拼夕夕數字創業大賽，冠軍獎金500萬日元，簽約機會！”
旁邊，一張“東瀛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實習生招募”的海報，已經微微卷邊，似乎很少有人駐足。
他忽然想起一位德意志國學者去年訪問時說的話：
“東瀛正在經歷一場職業想象的貧困化。
當一代年輕人最渴望的職業，從科學家、工程師、建築師，變成網紅、賣家、騎手時，這個國家可能正在失去它的未來。”
當時松本覺得這話有些偏激。
但現在，站在就業指導中心的走廊裡，看著那些興奮討論著“網紅技巧”和“爆款打造”的年輕面孔，他感到一陣深切的寒意。
這些孩子沒有錯。
他們只是在回應這個時代給出的激勵訊號。
而時代給出的訊號是，長期投入不如短期變現，深度創造不如流量獲取，基礎創新不如模式複製。
當這些訊號透過平臺演算法、媒體宣傳、成功案例，不斷強化時，一代人的職業選擇，就會系統性偏移。
這種偏移的代價，可能要到二十年後，當東瀛需要面對真正的科技競爭時，才會完全顯現。
到那時，會是甚麼樣？松本不敢去想……
…………
東瀛國會眾議院第一委員會室。
這是一場關於“數字經濟與社會保障法修訂案”的公開聽證會。
法案的核心內容，是將平臺零工從業者納入“特定靈活就業者”範疇。
建立最低標準的意外保險和培訓補貼制度，資金由平臺、從業者、政府三方分擔。
臺上，厚生勞動大臣橋本嶽正在做說明。
臺下，坐著三十多位利益相關方代表：平臺企業、工會組織、消費者團體、學者。
輪到提問環節。第一個舉手的是“全國中小企業振興協會”的代表，六十二歲的鈴木重工。
“橋本大臣，我想問一個根本性問題。”鈴木語氣嚴肅說道：
“這套法案，看似在為零工從業者提供保障，但實際上是在制度上，承認並固化這種就業形態。
而我們的資料顯示，過去三年，因為平臺經濟的擠壓，東瀛全國有超過八萬家中小企業倒閉或轉型，直接導致35萬個正式工作崗位消失。
這些崗位有完善的社保、有職業培訓、有長期發展路徑。
我們現在用政策資源，去保障那些替代了這些正式崗位的零工崗位，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會場一陣騷動。
幾位平臺企業的代表皺起眉頭。
橋本大臣語氣平靜的說道：
“鈴木先生，我理解傳統企業的困境。
但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平臺經濟已經吸收了近兩百萬就業，關乎數百萬家庭的生計。
我們不能因為保護舊業態，就忽視新業態從業者的權益。
政策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下一個提問的是東瀛勞動組合總聯合會的代表，五十八歲的佐藤一郎。
“大臣，我們支援為零工從業者提供保障，這是進步。
但法案設計的保障水平，意外險最高賠付200萬日元，培訓補貼每月5000日元。
這夠嗎？
一個騎手如果重傷殘疾，200萬日元能支撐他未來幾十年的生活嗎？
更重要的是，法案完全沒有觸及平臺演算法的監管問題。
派單規則、評價體系、收入分配機制…如果不規範這些，再好的保障也是治標不治本。”
平臺企業的代表，拼夕夕公共政策總監麻生太郎舉手發言：
“佐藤先生，演算法是我們提供高效服務的基礎。
過度監管演算法，會損害消費者體驗和從業者收入機會。
我們更傾向於透過行業自律和技術最佳化，來改善從業者環境。”
聽證會持續了三小時。
各方激烈交鋒，但一個清晰的態勢顯現出來。
儘管對平臺經濟有諸多批評和擔憂，但沒有任何一方，包括傳統企業代表和工會，提出“限制平臺擴張”或“逆轉平臺化趨勢”。
最激進的提議，也只是“加強監管”和“提高保障水平”。
為甚麼？
因為在場所有人都知道，平臺經濟已經深深嵌入東瀛社會結構。
超過4000萬消費者習慣在拼夕夕購物。
超過300萬人在平臺相關領域就業。
更有超過100萬家中小企業，在平臺上銷售商品。
地方政府依賴平臺銷售本地特產，媒體依賴平臺企業的廣告收入。
政黨需要平臺創造的“就業資料”，來證明經濟政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