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琦鎏和他的同伴們無法在家中進行自我隔離，原因在於公司對他們有著迫切的需求。畢竟這段時間裡，工人們都停止了正常的生產活動，但安保人員卻絕對不能缺勤。為確保他們能夠順利履行工作職責並保障自身安全，公司特意為他們開具了詳細而有效的工作證明，並協助其成功申領到了出入證件。
在上班期間，這些安保人員相對來說比較清閒自在。由於無需參與繁忙的生產任務，他們可以自行攜帶飯菜前往值班室就餐。當沒有緊急事務時，他們便會選擇坐在電腦前，透過網際網路瀏覽有關疫情期間的各類新聞報道。
在眾多新聞資訊之中，不乏一些令人深受觸動、倍感溫暖的典型事例。這些故事如同一股股暖流，流淌過每一個身處疫情陰影之下的心靈深處，讓人們感受到人性的光輝與美好。
故事一 七樓的紙條
布宜諾斯艾利斯，1月。
我是瑪格麗塔，一名兒科醫生，也是一名單親媽媽。那天，我剛結束連續12小時的值班，穿著悶熱的防護服，把第17位疑似病人送進隔離病房後，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公寓樓，已是夜裡11點。
電梯緩緩上升，燈光忽明忽暗。就在門即將合攏的瞬間，我看見電梯按鍵旁貼著一張手寫紙條，字跡清秀：
“我是七樓的維多利亞，如果您需要任何雜貨或幫助，請按我家門鈴。我不怕，我一個人住。”
我靠在電梯冰冷的內壁上，突然想哭。原來，在我把世界擋在口罩外的時候，仍有人願意把門開啟。
第二天，我把家裡最後三顆橙子裝進袋子，放在她門口，附上一張紙條：
“我是五樓的瑪格麗塔，兒科醫生。如果您需要兒科諮詢，請按我家門鈴。我女兒三歲，我也懂一點。”
第三天，她回贈了一包兒童口罩和一盒退燒藥。
後來，我們成了朋友。疫情最兇的那三個月，整棟樓靠一張張紙條互相“投餵”：醬油、奶粉、退燒藥、童話書、甚至一盆剛發芽的綠蘿。我第一次教女兒寫完整的句子，就是在這些紙條的背面。
她寫：“媽媽，我想吃蘋果。”
我幫她寫：“維多利亞阿姨，能借我一個蘋果嗎？我用三顆糖換。”
原來，隔離也可以是一種擁抱。
故事二 甘加樹下的螢幕
瓦拉納西，2月。
我叫古普塔，是聯合國志願者。村子封路後，最偏遠的貧民窟連“新冠病毒”四個字都沒聽過。我們決定用最原始的方式傳播知識。
我們把兩部舊手機綁在印度楝樹上，用擴音器播放自制動畫：穿紗麗的小姑娘“甘加”用印地語教大家洗手、戴口罩、保持距離。畫面簡單，聲音清晰，孩子們圍坐在樹下，看得入神。
11歲的拉朱每天搬一張破墊子，最早到、最晚走。動畫放完，他就用粉筆在地上默寫剛學的單詞：soap, mask, distance。
三個月後，他把一塊木板刷白，掛在樹上，寫下第一行字：
“如果你也想知道外面的世界長甚麼樣，請下午三點到甘加樹下來。”
那塊“黑板”至今還在，樹下已經坐不下更多孩子。有人開始教數學，有人講歷史，還有人放起了印度古典音樂。
一位老教師說：“這棵樹，成了我們的學校。”
故事三 陽臺演唱會
武漢，3月。
封城第21天，我——秦志江，71歲，剛從ICU出來，帶著ECMO的後遺症回家休養。出院那天，主治醫生把兩粒紅蘋果塞進我掌心：“好好活。”
回家後，我給自己排了“康復課程表”：上午吹紙片練肺活量，下午陽臺澆花，晚上聽京劇。
對面樓的小姑娘每天5點準時開唱，唱《感恩的心》，跑調跑到姥姥家，卻沒人捨得關窗。她的聲音清亮，像一把小錘，輕輕敲開人們緊閉的心門。
第30天，我舉著寫好的紙板向她揮手：“今天輪到我！”
我開啟老收音機，放了一段《洪湖水浪打浪》，全樓跟著打拍子。有人開啟窗戶喊：“再來一段！”我笑著點頭，又放了一首《我的祖國》。
那一刻，我第一次確信：肺可以慢慢長回來，城市也是。
故事四 廚房裡的IT男
上海，4月。
我叫張倆，28歲，程式設計師。疫情前我的廚房唯一功能是“開啟外賣”。封城後，外賣停送，我盯著空冰箱發了半小時呆，決定自救。
第一道菜是“番茄炒一切”——番茄炒蛋、番茄炒洋蔥、番茄炒午餐肉。成品黑乎乎的，像災難現場。我拍照發到公司群，配文：“今日黑暗料理，求生欲極強。”
沒想到，群裡炸了。
“張倆，你這是要毒殺誰？”
“建議報警。”
“不過……我教你醃雞翅吧，步驟發你。”
第二天，群裡多了個“雲廚房”頻道。有人直播擀餃子皮，有人分享電飯鍋蛋糕配方。我跟著學，從焦糊到能吃，再到“居然還不錯”。
解封那天，我邀他們來家裡“驗收”：四菜一湯，全是我親手做的。紅燒肉、清蒸魚、蒜蓉西蘭花、番茄炒蛋，還有紫菜蛋花湯。
大家進門第一句話：“張倆，你瘦了！”
我笑了：“是啊，但我會做飯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程式碼能讓機器聽話，鍋鏟也能讓生活聽話。
故事五 燒烤店再開張
大連，5月。
我叫蔣文強。武漢封城時，我“誤入”志願車隊，送醫護人員上下班。回到大連後，又遇本地疫情，我工作的餐飲公司倒閉了，工作丟了。
7月，我咬牙把全部積蓄——八萬六千塊，砸進一家門面只有15㎡的燒烤店。朋友都勸：“餐飲退潮，你逆流？”
我說：“最難的那70天我都熬過來了，再壞也壞不過空無一人的武漢街頭。”
開業前三天，零顧客。我把爐子搬到門口，自己烤自己吃，羊肉串、雞翅、韭菜，香味飄完整條街。第四天，一位老太太買了20串：“小夥子，我看過你的新聞，就想嚐嚐‘志願者’的味道。”
從那天起，顧客漸漸多了。我每天凌晨四點起床備料，忙到凌晨兩點收攤。母親來看我，摸著我臉上的胡茬哭：“值得嗎？”
我給她烤了一串腰子：“媽，值。我活著，不是為了不累，是為了不後悔。”
現在小店養活我和母親，招牌上寫著——“相信時間的人，時間也會恩賜於你”。
故事六 病房外的淚
深圳，6月。
我是田女士，全職媽媽。疫情讓丈夫滯留在家，卻沒能把“丈夫”還給我。他酗酒、冷暴力，我做飯時孩子拽我衣角哭，他吼：“有你在，讓我看孩子幹嗎？”
那天他在病房裡吐血，臨床大爺誇我“媳婦真賢惠”，他回：“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我在門外哭到腿軟，卻第一次看清：疫情檢驗的不只是肺，還有人心。
解封后，我遞交了離婚協議。有人問我後悔嗎？
我說：“我後悔沒早點明白——先救自己，再救婚姻。”
現在，我開了家線上手作店，教孩子畫畫。女兒問我：“媽媽，爸爸為甚麼不回家？”
我說：“因為他不懂怎麼愛別人。但媽媽懂，所以我會一直愛你。”
故事七 把餘生一日當末日
汕頭，7月。
我，90後女生，復工前夜在河邊自拍影片：“也許該把每一天當餘生的最後一日來過。”
疫情讓我重新想起前任——他曾說等攢夠錢就來娶我。封城時我們隔著螢幕吵最大的架，也和好最多次的哭。
影片裡我祝他一路平安，也祝自己。
後來我真去了他的城市，帶著那張截圖。我們在江邊重逢，誰都沒說話，只是緊緊擁抱。
現在，我們共用一把鑰匙，門口貼著一張便籤：“餘生一日，今日也要好好過。”
故事八 破產後的第一聲啼哭
深圳，8月。
我和丈夫李先生原本各自有工作年上半年一起失業。7月孩子早產，賬單雪片一樣飛來。我們刷爆信用卡，借遍小貸，11月咬牙註冊家政公司，晚上再擺地攤賣腸粉。
最苦那天，收入27元，孩子奶粉見底。我抱著娃在馬路邊哭，一位環衛阿姨放下掃帚買了兩盒腸粉：“姑娘，先吃飽才有力氣往前衝。”
我們把公司名字改成“向前衝”，LOGO是一輛小推車，載著陽光。
年底，公司賬上第一次出現正數。我給阿姨送去免費年卡，她擺擺手：“我信你們能翻身。”
孩子現在會爬了，我們還在還債，但已不再害怕“明天”。
故事九 黑板前的最後一課
北京，9月。
我是寄遊，一名高三老師。寒假被無限延長，我從“講臺上的話癆”變成“十八線主播”：家裡的冰箱當黑板，貓當紀律委員。
最揪心的是那節晚自習——網路卡成PPT，全班集體掉線。我舉著手機一個人自言自語，突然螢幕彈出一行字：“老師，我們都能聽見，您繼續。”
那一刻，我隔著空白畫素，卻看見50雙眼睛亮著。
高考推遲一個月，我們多熬了30個夜晚。出分那天，學生給我發訊息：“老師，我數學142，冰箱黑板值！”
我哭了。我知道，我們都沒辜負這場戰役。
故事十 蘋果與平安
武漢，10月。
我4歲，姓“小病友”。出院那天，醫生叔叔阿姨把我圍在中間，像大白熊。他們往我手裡塞了三顆紅蘋果，說：“平平安安！”
我東張西望，只記得大家眼睛彎彎的，像媽媽笑。
後來我才知道，那天全國新增確診首次降至個位數。
今年我上小學，書包裡仍留著一顆風乾的蘋果核，老師問為甚麼，我說：“這是我和武漢的秘密。”
十個故事，十種咬牙，也十次擁抱。
2020年教會我們的，或許正是：
當世界按下暫停鍵，普通人仍能把日子過成詩——
詩裡不都是浪漫，還有油煙、債務、爭吵與眼淚，
但正因如此，它才像生活，也更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