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說，改革開放，我們“改”出了一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直觀地考察我們的現實社會，經過改革開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確實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從全黨和全國的工作重點看，早已由階級鬥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看，已經由過去的“一大二公三純”、公有制一統天下，改變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從經濟體制看，已經由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從社會狀態看，已經由封閉和墨守陳規的社會轉變為對外開放、融入世界和全面進行改革、越來越活躍的社會；從出發點看，過去建設社會主義，強調為國家、為人類作貢獻，現在強調改善人民生活，以民為本。
當年，鄧曾說：“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回過頭來看，確實是這樣。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強大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從實踐和歷史的角度看，改革開放，其意義決不亞於民主革命時期找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但是，我們要清醒地看到，從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轉變還遠遠沒有完成，我們的改革開放任重道遠。
觀察我們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市場秩序還不夠規範，市場的發育程度還比較低；傳統社會主義模式還有殘存，舊體制的思想、觀念、習慣、活動方式、領導方法還存在，等等。還要看到，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還存在一些非社會主義的東西，這主要是指封建主義的殘餘影響。鄧曾指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存在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這些弊端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最近揭露出來的山西黑磚窯，是比封建主義還要落後的東西，帶有奴隸制的色彩。以上這些，其性質都是非社會主義的，都在革除之列。
回顧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總體上很成功，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失誤失衡。現實社會中的各種關係，最基本的是經濟與政治、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關係，而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不夠協調，經濟體制改革邁出了幾大步，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政治體制改革卻是碎步緩行，進展不大。“官本位”非但沒有削弱，還有增強之勢。目前存在的民生問題突出，貧富差距拉大，為富不仁現象增多，醜惡現象陳渣泛起，社會風氣敗壞，嚴重等問題，都同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有關。
目前改革處在關鍵階段，問題很多，矛盾複雜，難度很大，各種議論紛起，我們要下最大決心，拿出民主革命時期提出將革命進行到底那樣的決心、氣概和魄力，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
回顧三十年來的改革，我們體會到，從舊體制轉變為新體制，從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轉變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確實是一場革命。在改革程序中，困擾改革者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姓資姓社”的問題。改革從起步時起，就有人指責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改革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姓資姓社”的爭論。
鄧針對“姓資姓社”的爭論，明確指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有名的“三個有利於”標準。“三個有利於”標準不僅是實踐標準的發展，更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三個有利於”標準是鄧改革思想的精髓。
“三個有利於”標準是廓清“姓社姓資”迷霧的有效武器。正如有的領導幹部所說，這些年，我們就是靠“三個有利於”標準壯了膽。
堅持改革開放，就要堅持以“三個有利於”為判斷標準。我們看到，有的文章談論改革，洋洋萬言，引了不少鄧的話，但就是不講“三個有利於”標準，真是咄咄怪事！不贊成“三個有利於”為判斷標準，必然要另立判斷標準，這是挑起“姓社姓資”爭論的習慣做法。實踐已經證明，離開“三個有利於”標準談改革開放，很可能南轅而北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頭腦要保持清醒。
恩格斯說，社會主義“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一條重要原理。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完全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的要求，也適應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內在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中形成，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只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會取得更大的發展和進步。
<b>作品相關改革開放三十週年變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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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葉以來的全球化趨勢和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程度不同的挫折，客觀上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和深刻的教訓。它要求我們重新認識世界，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要求我們對內改革、對外開啟國門，大膽吸收和利用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來發展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鄧的改革開放理論，就是在這樣一種世界大勢和時代要求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積極投身於世界經濟的大潮中，以改革實現開放，以開放促進改革，3O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盛世”之說為時尚早。許多挑戰正擺在我們的面前，有些還是相當嚴重的，因此憂患意識必不可少。憂患意識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也是進一步促進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
關鍵詞：全球化；改革開放；科學發展觀
一、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
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以改革實現開放，以開放促進改革，改革與開放形成了發展中的“雙輪驅動”，成為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這一發展路徑的成功在於體現了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本質要求，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時，人們在重重迷霧困厄之中頓見一片社會主義“好山色”，即終於見到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圖景。這是中國發展的經驗，同時也啟示了未來發展的道路。何謂“經濟全球化”?就生產力運動和發展的角度分析，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歷史過程：一方面在世界範圍內各國、各地區的經濟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融合成統一整體，即形成“全球統一市場”；另一方面，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規範經濟行為的全球規則，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經濟執行的全球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經濟一統天下，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和最佳化配置。因此，我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要素跨越國界，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各國、各地區相互融合成整體的歷史過程。經濟全球化的最本質、最一般的含義，是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建立，整個世界經濟日益緊密地聯絡在一起，從而導致世界各國和各民族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相互往來和相互依賴。
自20世紀中葉以來，生產和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市場經濟的普遍建立，極大地加強了世界的聯絡和交往，特別是9o年代以來，以資訊科技革命為中心的高新技術迅猛發展，不僅衝破了國界，而且縮小了各國和各地的距離，使世界經濟越來越融為整體。
鄧堅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一向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他認為，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我們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認識不科學，對人類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的文明成果採取一種排斥和拒絕的態度，關起門來搞建設，結果，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的發展。鄧指出：“建國以後，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在開放的世界潮流中，中國只有開啟國門，主動參與全球化過程，積極擴大同世界的交往，才能得到過去難以得到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市場、資源和其他有利條件，再加上我們自己的努力，才能加速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從歷史趨勢的角度看，如果說開放的過程是全球化，那麼改革的過程就是多元化。鄧同志從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出發指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而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必須破除各種束縛生產力的障礙，首先就是要透過改革打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並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不同於以往那種以推翻某種社會制度或某個政權為目的的革命。但改革是要透過打破舊體制、建立新體制，以實現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其深刻程度和深遠影響，又相當於一次革命。
事實證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成功參與經濟全球化是中國崛起的關鍵。這一成功，可以歸結為以努力推動國內體制的改革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以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拉動國內改革。從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意義上看，開放為要素的流入打通了道路，而改革既釋放了國內長期閒置的低階和低流動性生產要素，又為高階和高流動性要素的流入形成了發揮作用的機制和條件，進而增強了開放對要素流入的吸引力。因此，改革與開放平行推進這種“雙輪驅動”構成了中國在全球化中崛起。
二、在中國日益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改革開放的內涵要深化
以改革而論，應立足於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重新思考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確立符合市場規律的政府幹預經濟的方式。中國在這3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一個基本原因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採取了一系列變通性的體制和政策，解開了命令經濟中行政命令的束縛，擴大了居民擇業和創業的自由權利，使得原來被壓抑的潛能得以發揮出來。不過，這種變通性的體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政府主導，或者說重商主義的特點。在市場制度發展起來以後，就必須對這類過渡性的制度作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否則就會帶來種種消極的經濟和社會後果。在中國，許多人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重商主義那樣的以國家強力干預，追求國家財富積累的經濟，或者像戰後日本那樣實行“新重商主義”的出口導向政策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特別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採用蘇聯式體制的東方國家，人們往往對國家行政權力懷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這種權力的人則把它當成可以用以利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尋租取利的“通靈寶玉”，不肯輕易放棄。於是，當改革進到中途，特別是進入2000年以後，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意繼續朝現代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就會採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止進一步市場化。這種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礙，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在有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比如國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於國有經濟的佈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制做出決定以後，國有經濟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國有企業，改革似乎就停頓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國有企業是執政的經濟基礎”等等為藉口，搞“國進民退”的“二次國有化”或者“再國有化”。這種行政壟斷的做法是跟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以及指出的方向正相反對的。在報告中指出，要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